《尽心章句下》是出自《孟子》的古文。

本篇是《孟子》全书的最后一篇，内容仍然很丰富，其中有一些著名的章节和名言警句。全篇 原文共38章，本书选15章。

《尽心章句下》选自《孟子》。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 (1)不相征也。”

(1)敌国：指地位相等的国家。“敌”在这里不是“敌对”的意思。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春秋无义战”，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义的战争。

其买，孟子的思想依然是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战争的确是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的确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但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衡量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主要是看发动战争的人目的是什么， 而不是看什么人来发动战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观点与孟子 这里所论是不同的了。

所以，“春秋无义战”虽然已成为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但我们却有必要弄清楚孟子所谓“无义”的内涵。弄清楚内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还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概认为“春秋无义战”，而要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了。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2) 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3) 也？”

(1)《武成》：《尚书》的篇名。现存《武成》篇是伪古文。(2)策：竹简。古代用竹简书写，一策相当于我们今天说一页。(3)杵（Chu）：舂米或捶衣的木棒。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书，就只相信其中的二三页罢了。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鲜血流得来可以漂起木棒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的确，书是我们人类拥有专利的恩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信书，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唯书”的作 风，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今天，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也已经是浅显而容易明白的启发了。可是在孟子的时代，这恐怕还是空谷足音吧。其实还用不着推得那么远，只需要想想那些“唯书”、“唯上”的时代，孟子这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引用的。

终于有人说了：“不唯书，不唯上。”

于是我们也都可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时，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而我们知道，《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 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 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更何况，我们今天出版业大大发展。日出一书的出版社已不 在少数，书籍汗牛充栋，其负面效应是“无错不成书”，这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呼吁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精神就显得尤其必要。不然的话，可是要出大问题的了。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说：“能工巧匠能够教会别人规矩法则，但不能够教会别人巧。”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段对于歌艺术的分析正好可以借来发挥孟子的这一思想。

康德说：“尽管对于诗艺有许多详尽的诗法著作和优秀的本典范，但人不能学会巧妙地做好诗。”以大诗人荷马为例，他可以教给人以作诗的方法、韵律等，但绝不可能教会第二个人也写出他的那些伟大诗篇。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他的那些想象丰富而思致深刻的意象是怎样涌上他的心头而集合在一起的。”（《判断力为批判》）第47节

简单说，诗艺也罢，能工巧匠的手工艺技巧也罢，都只能教会人规矩法则而不能教会人如何去“巧”。而规矩法则仅仅是及格线，要想真正“巧”起来，关键还在于自己勤勉努力地去摸索，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熟能生巧”，都离不开各人的体悟。 这也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的意思罢。

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只有看自己的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1)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2)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3)既成，粢盛既洁(4)，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1)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或诸侯建国时，都要立坛祭祀 “社”、“稷”，所以，“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2)丘：众。(3)牺牲： 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4)粢（zi）：稷，粟米。粢盛既洁的意思是说，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 改立土神谷神。”

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

《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改用现代的口号，那就是——

人民万岁！

这一段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为典型，最为明确的体现，“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们所引用。

有必要提出的是，“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民”作为一个集合的整体是贵的，重于国君的，但“民”当中的每一个个体，普普通通的一介小民又怎么样呢？孟子这里没有说，也就很难说了。 不过，就我们的了解来看，个体的小民是不可能与国君的重要性相抗衡的，不仅不能抗衡，而且还不知道要轻了多少倍哩。

或许，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所局限。其实，又何止是孟子有所局限，就是进化到两千多年后的民主时代，我们不也仍然在花大力气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和桎梏吗？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说：“贤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

我们今天说：“教育者先受教育。”或者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都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意思。

相反，身歪却要求影子正，源浊却要求流水清，自己都没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而且，孟子说得好：“缘本求鱼虽然得不到鱼，但却没有什么后患。以你的所作所为追求你想得到的，越是努力，越是后患无穷。”（《梁惠王上》）这段批评粱惠玉的话，移在这里来批评“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真是准确极了。

是啊，如果是一位教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谬种流专，误人子弟；如果是一位官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诬枉不正，贻害他人。

孟子谓高子(1)曰：“山径之蹊(2)间，介然(3)用之而成路；为间(4)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1)高子：齐国人，孟子的学生。(2)径：山路。溪：人行处。山径之蹊泛指很窄的山间小路。(3)介然：本指意志专一而不旁骛，这里是经常不断的意思。(4)为间：即“有间”，短时，为时不久。

孟子对高子说：“山坡间的小径，经常有人行走便踏成了一条路；过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走它，又会被茅草堵塞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话说天下大势，规划三国鼎立蓝图。刘备听完以后，离开坐位向诸葛亮拱手谢道：“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这“顿开茅塞”作为一个相关成语，其语源正出于孟子这里，没有“茅塞”，谈何“顿开”呢？ 诸葛亮开刘备之茅塞，孟子开高子之茅塞，假如你我的心被 茅草塞住，又请谁来“顿开”呢？

恐怕只有靠自己了罢。

好在，“这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

心路也是一样。 多走走，介然用之，“茅塞”虽然不一定会“顿开”，但总会有开启的时候吧。何况，“介然用之而成路”，不被“茅塞”的可 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

“学而时习之”是不是心路的“介然用之”呢？

如果是，那孔圣人是不是能够使你的“茅塞”顿开了呢？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1)，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2)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 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3)，莫之敢撄（4）。望见冯妇，趋而迎之。 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1)复为发棠：重新劝齐王打开棠地的粮仓赈济灾民。发，汗。棠，地名， 在今山东即墨南。过去齐国灾荒时，孟子曾劝过齐上开棠地粮仓赈济灾民，所 以有此说。(2)冯妇：人名，姓冯．名妇。(3)嵎（yu）：山势弯曲险阻 处。(4)撄（ying）：迫近。

齐国遭饥荒，陈臻对孟子说：“国内的人们都以为老师会再次劝齐王打开棠地的粮仓来赈济灾民，大概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吧。”

孟子说：“再这样做就成了冯妇了。晋国有个人叫冯妇的，善于打虎，后来成了善士，不再打虎了。有次他到野外去，看到有很多人正在追逐一只老虎。那老虎背靠着山势险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迫近它。大家远远望见冯妇来了，连忙跑过去迎接他。冯妇挽袖伸臂地走下车来，众人都很高兴，可士人们却讥笑他。”

士人们讥笑他什么？

讥笑他重操旧业，又于起了打虎的勾当，而把自己做善士的追求放弃了。所以，“再作冯妇”作为一个相关成语，是指人应该明己见机守义，不应因环境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与原则。简言之．就 是不应“再作冯妇”。

但我们从孟子这段话的语气里又感到他并不是完全否定冯妇的作为，因为“再作冯妇”实际上得到众人的拥护，而只是士人们在讥笑他。难道孟子竟会因为怕士人讥笑而不再去劝齐王开仓救民吗？

关于这个问题，朱熹有个解释，他认为主要因为孟子说这话的时候，是齐王已不愿意用他，不愿意听他的话了，而孟子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已准备离开齐国了，所以才有这种说法。

可见，孟子说这段话时是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正如冯妇再次打虎，“再作冯妇”一样，不再次去打虎吧，众人正有危难需要自己。再次去打虎吧，又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与主张，且为士人所讥笑。孟子也是一样，不去再劝齐王吧，灾民的确需要救济。再次去劝齐王吧，明知他不会听，而自己正准备离开齐国，再去劝他，不是又放弃了自己离开齐国的打算了吗？何况，如果自己还要去劝齐王，必然受到齐王身边一批被重用的人的讥笑。权 衡的结果，还是不准备去“再作冯妇”。其实，学生陈臻是了解老师的处境和心情的。所以在向老师提出大家的愿望后马上又说 “殆不可复。”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孟子之所以说出再作冯 妇的典故，是表明了他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把握，一种审时度势。这正如赵歧注《孟子》说：“可为则从，不可则凶。言善见用，得其时也非时逆指，犹若冯妇。暴虎无已，必有害也。”这可以说是 对孟子心态的深刻揭示。

那么，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应该认为，是不是“再作 冯妇”并不绝对，关键是要审时度势，把握自己。如果“可为”， 如果“见用”而“得其时”，再做一次冯妇也未尝不可。如果“不可”，如果‘非时逆指”，则不可“再作冯妇”，以免“暴虎无已， 必有害也”，而且还会受到有识之士的耻笑。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说：“诸侯有三样宝：土地、人民和政事。如果错以珍珠美玉为宝，灾祸必定落到他身上。”

一般人玩物丧志，当政者玩物丧政，诸侯玩物丧国，天子玩物便丧失天下了。

历史依据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是“假途伐虢”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想吞并南边的虢国，但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虞国，所以，一直未能得手。

晋献公当政的时候，大夫荀息向他献计，请求用晋国最好的 马和宝玉送给虞国的国君，以便向他借路去讨伐沈国。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向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放在他那里就像 放在我们国外的库房里一样？今后还不是大王您的。”

献公同意了。于是，荀息便带了宝物到虞国去借路。

贪图宝物的虞公一见荀息送去的东西，满心欢喜，接了贵重礼物，爱不释手，不仅一口答应了荀息的要求，而且还主动提出自己先起兵作为先锋讨伐虢国。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启发苦 苦功谏，虞公唯晋国的宝马和美玉是图，根本听不进去。

结果，晋国灭了国，军队在返回的路上又顺道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虞国，活捉了虞公回国。原来送给虞公的宝马和美玉，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晋国。

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的活生生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然不仅仅是诸侯国君值得注意，就是一般的当政为官者，贪财宝好女色也是大忌，弄不好就要惹出祸患来。我们今天倡廉政，反腐败，看那反腐败的成果展览，腐败者不都是因为“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弄得个身败名裂，遗恨终身吗？

所以，还是清廉一点好啊！

盆成括(1)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1)盆成括：姓盆成，名括。

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离死不远了！”

盆成括果然被杀，学生问孟子说：“老师怎么知道盆成括将被杀呢？”

孟子回答说：“盆成括是个小聪明，但不懂得君子应该知道的大启发，这是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

小聪明小有才气，机智敏感过人，但未能通过大的方面的启发。

因为小聪明，细微之处看得清楚，算得精细，往往察人之隐， 超人之先。

因为未能通过大的方面的启发，眼界不宽，心胸狭窄，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心中容不下一点不平，往往在小事上放不开，丢不下。

所以，锋芒毕露，难得糊涂，常常招人嫉恨，惹火烧身而自己还不知道。

这种人不从政已是不大容易处理好人际关系，一旦从政，官场水深莫测，自然倍加危险。所以，孟子能够预先知道盆成括有杀身之祸，而不幸真的被言中。

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君子之大道”呢？

焦循《孟子正义》说：“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义行之，智足以面事而谦顺处之，是为大道也。”

“明足以察奸”和“智足以成事”都是必要的，小聪明做得到，大聪明的“君子”也应该要做得到，简言之，聪明和敏感都是不错的，关键在于处理的方式大有讲究。所谓“仁义行之”，“谦顺 处之”，就是要有所涵养，有所藏敛，小事上容得下，放得开，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必一个钉子一个眼，有时候甚至要睁只眼闭只眼，“糊涂”一点才好。

君子应力戒小聪明而修炼大家风度，大雅风度，宰相肚里能撑船。也就是行“君子之大道。”

从政者尤其需要如此。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饴(1)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饴之也。是皆穿富之类也。

(1)饴（tian）：探取，获取。

士人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是用言语来套取人；该成话的时候不说话，是用沉默来套取人。都是钻洞爬墙的小偷行为。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同样是该．不该说话的问题，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失”，属于智 与不智的范畴。可是，到了孟子这里就成了“话”，属于仁与不仁 的范畴了。

这是有时代发展因素在内的。

孟子时代，游说风起。“展开谈天说地。，来诱拿云捉雾人” 摇唇鼓舌之士，心术隐伏，欺世盗名，无异于窃人财物。孟子因 此而深恶痛绝，斥之为钻洞爬墙的贼，与孔子所谴责的色厉内荏 者一样了。（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说与不说，颇费斟酌，弄不好，进退不是人。所以，还是东方朔那‘非有先生”的四个字深中肯綮，道出了千古尴尬——

“谈何容易”。

这是从“说”的一方面来看。而我们既然知道当不当说有这些讲究，知道有这种通过语言和沉默来套取人的“穿窬之类”存 在，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种“穿窬之类”的言语之盗很可能就 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活动着，一有机会，就干那钻洞爬墙的勾当，钻你语言的洞，爬你思想的墙。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这种专门以语言和沉默为手段来套取，诱惑你的贼。 比如说，当有人居心叵测地来和你套近乎，冠冕堂皇地来找你 “谈话”时，你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那“穿窬之类”皮笑肉不笑地向你走过来了呢？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带(1)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苦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1)带：束腰的带子。朱熹注：“古人视不下于带，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不下带指平常浅近的意思。

孟子说：“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的，是善言；操守简约而施与广博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然是平常的事情，却蕴含着深刻的启发；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才使天下太平。人们的毛病往往在于放弃自己的田地不耕种，却跑到别人的 田里去除草——要求别人很多很严格，要求自己却很少很轻松。”

“向外觅菩提，总是痴顽汉。”

我们可千万不要把那种放弃自己因地不耕种，却去别人田里除草的人当作了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人啊！

耕云先生的禅学讲话说：“自己从来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 吃几碗饭，不知道自己能挑多重的担子，乃至于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话，都不是自己所体验的，也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却去要 求别人。”（《安祥集》）

所以，那种“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的人其实是没有注意看看自己田里有没有草，而把眼睛盯在了别人的田地里。看到别人的田地里尽是草，而自己的田地里全是大豆高粱。所以才出现“所 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的情况。

实际上，是“瞒心昧己”的人，也就是孟老夫子所诊断出的 病人。

没有病的人则是先种自己的田，求实务本，然后才推己及人， 正己而后正人，“修其身而天下平”。

回到儒学的基本内容上，还是《大学》的进修阶梯和孔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

孟子曰：说(1)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2)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1)说（Shui）：向……进言。(2)榱（CUI）题：也叫“出檐”，指屋檐的前端。

孟子说：“向位高显贵的人说话，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哪怕他殿堂高两三丈，屋檐好几尺宽，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佳肴满桌，侍奉的姬妾好几百， 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饮酒作乐，驰驱打猎，随从 车辆成百上千，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他所拥有的，都是 我不屑于有的；我所希望的，是古代的礼乐制度。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这种气势，并非壮空胆，提虚劲。其思想武器就在于“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哪怕你金玉满堂，哪怕你姬妾成群，哪怕你随从如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其实，这也就是曾子所说的：“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 公孙丑下》）有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能“说大人，则藐之”了。

更何况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浩然之气哩！

孟子论说气势磅蹲，气象恢宏，与孔子迂徐舒缓，从容不迫有所不同，本章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说：“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便本性有所失去，那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便本性还有所保留，那也是很少的了。”

那失去或保留的本性是什么？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外物改变人的本性，感官之欲减损人的善心。所以，欲望太多的人，往往利令智昏，做了欲望的奴隶，其结果是“欲望号街车”不知驶向哪里，失去控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欲望，寡欲清心。

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

孟子当然不是老子的学生，在“寡欲”的问题上也绝不会走得像老子那样远，不会到“禁欲”的程度。但在“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赏析上有相通之处，这也的确是事实。毕竟，儒道两家并 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罢。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1)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2)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3)、曾皙、牧皮（4）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6）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 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 原（7）乎！乡原，德之贼也（8）。”’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9）？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 然（10）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11），恐其乱 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 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12） 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1)孔子在陈曰：见《论语公冶长》，原文为：“子在陈曰：‘归与归与！ 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与万章所引略有不同。 (2)孔子……：见《论语子路》。 原文和孟子这里所引一样。(3)琴张；人 名，不详。(4)牧皮：人名，不详。（5）嘐嘐（Xiao）：赵歧注：“志大言 大者也。’”（6）夷：平。或认为作语助词，无义。（7）乡原（yuan）；也 作“乡愿”。愿，谨慎。乡原指外貌忠诚谨慎，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人，也就是 现代所谓“老好人”、“好好先生”。(8)孔子曰：这段话在《论语阳货》 中只有“子日：‘乡原，德之贼也。”’（9）踽踽（ju）：独行不进的样子。凉 凉：淡薄，冷漠。(10)阉：指阉人，即宦官。阉然指像宦官那样巴结逢迎 的样子。（11）四美：有ε┳魑锏脑硬荨#2反：同“返”、经：正常之道。 （13）慝（te）：奸邪。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何不归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忘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说：“孔子‘得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进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和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吗？不能够 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罢了。”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些人，就是孔子称为狂放的 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 孟子说：“他们志向很远大，言语很夸张，嘴巴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合。这种狂 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洁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这些洁身 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 ‘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那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 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指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八面玲 球，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偷道德的贼，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可指责。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 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孔子说：‘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杂草，怕的是它搞乱禾苗；厌恶花言巧语，怕的是它搞乱正义； 厌恶夸夸其谈，怕的是它搞乱信实；厌恶郑国的乐曲，怕的是它 搞乱雅乐；厌恶紫色，怕的是它搞乱正宗的红色；厌恶好好先生， 怕的是他搞乱道德。’君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老百姓振作起来，也就没有邪恶了。”

狂者、狷者毛病都很突出，让人一眼可以看出，没有迷惑性， 何况，他们也各有可取的一面。好好先生却正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深恶痛绝。

报载提出反对“好人主义”，实际上正是呼吁大家来捉 “好好先生”这偷道德的贼。

可见，好好先生不仅古代有，现代同样也有。而且，既然已到了呼吁的程度，说明较古代更为严重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好好先生，都不是孟子提出来的，而是孔子分别在《论语》的《公冶长》、《子 路》、《阳货》等篇提出来的。不过，通过本章内容，我们地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孟子师生是如何“祖述仲尼之音”而加以上发挥的所以，本章不仅具有内容方面把狂者、狷者和好好先生这几种人集中在一起来加以比较，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儒家学说史的重要资料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 莱朱(1)，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2)，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3)！”

(1)莱朱：汤的贤臣。(2)散宜生；文王贤臣。(3)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解释认为：前半句“然而无有乎尔”指 没有“见而知之”者；后半句“则亦无有乎尔”指五百余岁之后更不会人“闻而知之”者了。因此，是孟子对没有人继承孔子圣人学说的忧虑。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经历了五百多年，像禹、皋陶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尧舜之道而继承的；像汤，则是听说尧舜之道而继承的人。从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商汤之道而继承的；像文王，则是听说商汤之道而继承的。从周文王到孔子，又是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文王之道而继承的：像孔子，则是听说文王之道而继承的。从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离开圣人在世的年代这样的不远，距离圣人的家乡这样的近，但是却没有亲眼看见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以后恐怕也没有听说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吧！”

这是《孟子》全书收尾的一章，编《孟子》的人把这一章编在这里，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本章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公孙五下》）的观点出发，历述过去时代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圣贤，形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道统”。

另一方面，孟子感叹孔子以来没有众望所归的继承者，对圣人的事业、圣贤的道统将会中断流露了深深的忧虑。

但是，不知孟子有没有预见到，正是他自己，身后有一天会 被人们推为圣人事业的继承者，“道统”的捍卫者。并被戴上“亚圣”的桂冠。

谁来继承圣人的事业？

不就是孟子自己吗？

孟子以后呢？

那就是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了罢！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 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