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彭寿，约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光绪三十年（1904）还在世，卒年不详。光绪十一年拔贡。官兰山县教谕，后经山东学政裕德，表奏为国子监学正。二十八年（1902）又赴沂州琅邪书院任山长，三十年（1904）辞馆，寓沂府闲居。被誉为晚清金石学家。

尹氏彭寿淹博嗜古，精训诂，工篆隶，为时人瞩目。著作有《汉隶辨体》、《石鼓文汇》、《说文部读补正》、《益都金石志》、《汉石存目》等。

尹氏喜读书、喜藏书还可从山东省图书馆所藏《汉书蒙拾》三卷《后汉书蒙拾》二卷《续方言》二卷中可见一斑。书中有多处尹彭寿跋，但此书不是夺人所爱，而是诸城尹氏数代藏本。“此册家藏有年，乙酉赠张次陶先生，及石印者出，自购一部易还，以书中有先世笔墨也。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诸城尹彭寿识于尚志堂，时四日大雪新睛，笔墨不调，将赴青州，草草为之。”“此数世之收藏，从余东西行箧已四十年，后勿轻弃之。祝年属。”《后汉书》末有一识：“道光己酉三月初九日，饮后颇闷，因取古书读之，聱牙佶屈，多不可解，姑就易披勘之，取其醒目而已，而后知矣。□人尤西堂诸先辈皆有所本也。清明前三日孙竹农阅。”此应为尹彭寿的同辈人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说明此书至少是其祖父所藏。并有朱笔墨笔黄笔三色批校。光绪十一年（1885），尹氏将此书赠潍县张昭潜（字次陶），后有石印本出版，就买来一部将原书换回，由此可见尹彭寿爱书之甚。中有尹氏识语数则，表明尹氏在同治五年、光绪九年、十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数读此书，今迻录如下：

“同治五年四月四日慈经读于长安城中。”

“光绪癸未六月廿九读于尚志堂。”

“甲申六月十八日再读。”

“光绪十二年六月检读于成均上舍，十三年八月因修石经到璧雍又读。三小子祚鼒侍。”

“辛卯三月廿二日重读于尚志堂。”

“壬辰三月廿日旱，风大作，读于尚志堂。”

“光绪十八年仍寓尚志书院，计庚辰十二月入院，已近十三年矣，其间丁忧二次，中贡生二次，时又亡内人，不胜感叹。三月廿日，祝年手记。”

曾任山东学政的汪鸣銮为尹彭寿《汉隶辨体》作序，说其“幼承家学，苦志读书，于汉人训故愿有专功。”据尹氏自已所说，他的文字之学来自叔父，其叔父曾从掖县翟云升学，而翟云升之师为曲阜桂馥。同治时，他还师从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王筠的儿子王彦侗学习，可谓渊源有自。学有家法，加上刻苦努力，使他在晚清山东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尹氏还有抄书的习惯，光绪十七年（1891）曾抄有《十六家词选》，抄此书的原因在于：“余于词学颇费苦心，总无所得，今将六旬年矣，亟抄出选本，以垂后昆。”

除了著书、抄书，尹彭寿还刻过不少书。如光绪十五年（1889）刻王懿荣的《汉石存目》，并附自著的《周秦魏晋石存目》；光绪十八年（1892）刻自著《山左北朝石存目》；光绪十九年（1893）刻《国朝治说文家书目一卷国朝治说文家未刻书目一卷》；光绪十九年（1893）刻《石鼓文汇》一卷；光绪二十年（1894）刻王筠的《说文部首读补注》一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自著《汉隶辨体》；刻诸城邬正阶的《春晖草堂剩稿》。尹氏所刻书大多版心下刻“诸城来山园”，字体方正，相当精美，尤其是《说文部首读补注》，由其子尹祚鼒写篆字，每页四行，每行五字，朱墨套印，不仅便于初学，更富有艺术性，展示了晚清刻书的风采。而其利用在国子监修补石经的机会，亲手洗拓石鼓文，虽一点一画，逐为拓出，模刻木版，以公同好。“今所存者，刻粗阴画；残缺仅存底线者，刻细阴画；今所无者，用天一阁北宋拓本补之，半文亦实为全，皆刻双钩阴画。”为了使所补刻的部分一仍北宋拓本，“因就原石下坐卧数日，细审画底，校得真形。”正是由于如此勤奋，尹彭寿与历城刻工赵凤章合刻的《石鼓文汇》才如此精美，具有学术与艺术的双重价值。

尹彭寿还是一个笃于师谊的人。他与王筠之子王彦侗是师生关系，所以，对于王筠著述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广。同治四年（1865），他曾篆写王氏所著《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由礼部呈进，奉旨留览。又于光绪十三年（1887）因入成均校修石经，取王氏所著《毛诗重言》三卷、《毛诗双声叠韵》一卷、《尚书禹贡正字》一卷、《礼记读》十卷、《史记校》二卷、《夏小正正义》一卷计六种，缮写进呈御览，并请入《儒林传》。由此，荣成孙葆田称“竹年于王氏可谓师谊弥笃矣。”

作为晚清的金石学家，尹彭寿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他的好学与勤奋也值得我们学习，但借书不还，甚至挖改钤印，据为己有，手法恶劣，这与严嵩在官书上钤盖己印，翰林院学士们窃取四库底本，同样为后人所不齿。给了读书人莫大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