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引义》，明末清初王夫之著。6卷，50篇。康熙二年（1663）写成初稿。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改定稿。

《尚书引义》内容引申《尚书》中的某些观点，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其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和人性论方面的见解：①批判“天人感应”论，强调重视“民之天”。天与人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的关系一样，不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人从自然界（天）那里所继承的是“道”（规律），而不可能“规规以求肖”。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是通过“民之天”，即民意来施政的。②通过对“己物”、“能所”等范畴的界定或改造，论述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谓己者，则视、听、言、动是已。”说明主体包括人的认识能动性和行为能动性两方面。作为认识客体的“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所有事物，而是指进入人的认识范围的物：“有物于此，过乎吾前，而或见焉，或不见焉。”这说明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固有权”，即选择认识对象的自由。王夫之认为，佛教提出“能、所”的概念并没错，错在夸大了人的“能”动性，用“能”吞灭了客观存在并代替了客观存在，“消所以入能，而谓能为所”。他指出，所谓“能”即主体之己，“所”即客体之物；“能”不在主体之外。“所”不在主体之内。人们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就要做到“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③强调行可兼知。王夫之批评陆九渊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以知为行”；程颐和朱熹的知先行后也是不对的。他认为行高于知，“行焉可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因此，“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论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格物”是通过“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即接触古今各种具体事物和文献材料，“以求尽乎理”，相当于认识的感性阶段。“致知”则要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把握事物的本质，相当于认识的理性阶段。格物与致知二者是相济的，“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这表明王夫之力图解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⑤提出了性日生而日成的理论。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因此“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本书最初由王敔在康熙年间刊刻，但版已不存。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同治四年（1865）曾刻本、1933年太平洋本《船山遗书》均载。尚有上海环福地书局本、《船山学报》本及中华书局1962年校勘标点本。岳麓书社1988新版《船山全书》编人第2册，以嘉恺抄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