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妹子(约565-625),日本飞鸟时期的政治家。 根据《
日本书纪》中记载,公元607年与608年以
遣隋使的身份来到隋朝,到访隋东京洛阳。
607年作为第一次
遣隋使携带国书来中国,受到
隋炀帝接见。608年由文林郎
裴世清为使,陪送回国。归国途中,因隋帝国书为
百济人所夺,被处流刑,后得
推古天皇赦免。同年裴世清回国时,又作为陪送使,再度来中国,携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同行者有
高向玄理、
南渊请安、旻等留学生、学问僧,前来考察中国的制度。610年归国。
据确切的文字记载,中日官方友好交往起于中国汉代,盛于
隋唐,此后虽然有所淡化但绵延不绝。正如日本历史学家
井上清所言,通过这种交往,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
日本与中国最早的官方交往可追溯到公元57年。中国史书《
汉书》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是年,作为“百余国”之一的
倭奴国派遣使节带着供品到洛阳朝贺,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
光武布赐以印绶。这是东亚地区对日本列岛社会以及中日官方往来的最早文献记载。
公元607年,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终于到达洛阳,使团首领叫小野妹子。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向
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但是,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因此,日方书信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令炀帝大为不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此时中国正进行征讨
高句丽的战争,也不希望增加树敌。因此,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国人仍在次年选派
裴世清等13人组团回访,并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消息。而此时的日本,为恢复在朝鲜半岛南部
任那的势力,派出征伐新罗的大军,也出师不利。为弥补这种军事力量的不足,也希望通过打开和中国王朝的国交,向新罗施加压力。这种意图在随后的
遣隋使外交中就明显表露出来。
小野妹子回国后向天皇述职时声称,将
隋炀帝带给倭王的国书不慎丢失。此时日本朝野曾有大臣建议天皇以丢失国书罪判处小野妹子流刑,好在
圣德太子及时晋见天皇进行劝阻。关于小野失书之说历史学家曾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国书确实丢失;二是国书载有隋朝廷对日本修书无礼的指责言辞,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惩罚自己或导致中日修好失败,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三是国书并未丢失,小野故意秘密呈给了天皇。但天皇因国书上有不利之词,担心扩散后不利于外交,而令小野托词丢失。凡此种种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野的“失误”避免了可能由国书引起的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促使
裴世清的回访成功。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再度来中国。此次的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巧妙地避开两国间的主从上下关系问题,并带来了一批留学生、留学僧。就这样,隋朝廷出于远交近攻的外交需要,大和朝廷出于迫切学习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的需要,使得两国的官方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亭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访都碑亭”作为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