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安公主出降》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写唐文宗将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着力于对割据的藩镇采取姑息可耻态度的李唐朝廷的揭露与鞭挞，揭露鞭挞中又不能没有为李唐朝廷艰难处境深致的伤痛。这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有冷峭尖刻的嘲讽，又有诗人内在的沉郁悲愤，诗的风格既峭刻尖利而又含蓄隽永。

寿安公主出降⑴

沩水闻贞媛⑵，常山索锐师⑶。

昔忧迷帝力⑷，今分送王姬⑸。

事等和强虏⑹，恩殊睦本枝⑺。

四郊多垒在⑻，此礼恐无时⑼。

⑴寿安公主：唐宪宗之子绛王李悟之女。降：特指公主下嫁。

⑵沩（wéi）水：妫水，河流名，今山西境内，传说帝尧在这里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贞媛（yuàn）：品德纯正的女子。

⑶常山：郡名，今河北正定，为成德节度使治所。索：娶。

⑷迷帝力：不懂得皇帝的权威。迷，分辨不清。

⑸分：理所当然。王姬：王女，指寿安公主。

⑹和强虏（lǔ）：跟强敌和亲。古代统治者把宗室女子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称为“和亲”。

⑺殊：异，这里有“超过”的意思。本枝，这里指皇帝的宗室。

⑻四郊：指京城以外各地。垒：营垒，代指割据的藩镇。

⑼此礼：指像寿安公主下嫁节度使这种事。无时：没有完了的时候。

在古代的沩水地方，听说有贤淑的公主。节度使派精锐部队，从常山出发前来迎娶。

对皇上的尊严和权威，臣下本有一些忧惧。而今他态度略为恭谨，理应当下嫁寿安公主。

宗室的女子下嫁藩镇，像古代和亲似的屈辱。对一个节度使的隆恩，超过了对待宗室的礼遇。

京郊以外的四方，还存在许多藩镇割据，像这样的婚礼呀，恐怕将没有完了的时候！

唐朝后期，藩镇跋扈，凭借武力割据一地，唐王朝一味采取妥协姑息的态度。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是一个凶悍的割据者，对抗天子之命，为所欲为。文宗大和八年（834），王庭凑死，其次子王元逵袭节度使，在表面上遵从礼法，按职守岁时贡献，唐文宗于开成二年（837）下诏让寿安公主下嫁给王元逵，以此来笼络藩镇，屈辱“和亲”，这种办法只能维系表面上的臣属关系，将尖锐的矛盾掩盖起来。李商隐的这首诗，就是针对此事而发。

这首诗表现出一种明朗的格调，诗人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诗题本身不仅明确地揭出诗中所要评论的事实，而且即已暗示出自己的态度，“出降”二字包含了降低身分、下嫁外藩的屈辱之意。

“沩水闻贞媛，常山素锐师。”前句用帝尧嫁女典故，本意思是说，帝尧将让位于虞舜，于是先将二女下嫁给虞舜，以观其法度如何。诗人将文宗皇帝下嫁寿安公主于王元逵比作尧嫁二女于舜，其中已暗含了强烈的讽刺意昧。后句言兵强将广的主元逵，尽礼来聘。《新唐书·王元逵传》：“元逵遣人纳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仪者嘉其恭。”诗人殆指此事。诗歌的首联，便以单刀直人的手法，在点明史实的同时，又暗含了批评与讽刺的情绪。

“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就这层意思发挥，将“昔”和“今”联系起来，将父（王庭凑）和子（王元逵）联系起来，这是说：正是由于从前对王庭凑无视皇帝的恩威，凭势割据，表现出那样忧惧，才会有今天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这件事，“分”字同“忧”字对举呼应，便揭示了“迷帝力”同“送王姬”之间的内在联系。说“忧”说“分”，都是对唐天子而言，从前的忧惧，今天的安抚，表现形式不同，骨子里都是妥协和姑息，是完全一致的。不说“嫁王姬”而说“送王姬”，也是意含讥刺，表示了这样做实出于对藩镇的一种讨好和笼络。这四句只是摆出寿安公主出降的事实，但不是客观的叙写，言词间已带出讥刺的意思，含蓄地表现出诗人的态度。

后面四句便是诗人对这件事的直接评论，“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指陈其性质；“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揭示其危害。在诗人看来，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这件事，同历史上那些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为了换取一时的苟安而将宗室女子嫁给强悍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妻这样的“和亲”行为，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对王元逵给予这样的隆恩，已经超过了为敦睦宗室而可能给予的礼遇。“事等”、“恩殊”，都是诗人所下的断语，剀切分明，切中要害。联系历史来认识现实，反映了诗人对时政的冷静的思考。揭示危害，更表现了诗人眼光开阔，思虑深远。他将寿安公主下嫁一事同整个藩镇割据的危殆局面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因而能深刻地指出这一政策的危害。诗人认为，以这种办法来安抚和笼络一个王元逵，非但不能解决唐王朝同藩镇之间的矛盾，相反，如此姑息迁就，必致祸患无穷。意见很明确、很尖锐，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发人思索。“四郊多垒在”是讲全国的形势，全国到处是壁垒森严的军事割据，才产生那样深切的忧虑，并且着眼于未来，痛切地指出这一政策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恐”字语气不确定，却意含讥讽。全国藩镇那么多，要是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恐怕这样的“礼”会无休无止、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其危害并没有明确点破，却显得意味深长。

关于李商隐的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方镇割据，是中晚唐时期严重的社会向题，尽管唐王朝也曾为削藩做出过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李商隐在诗中直言不讳地表明对待方镇的态度，除了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外，还表现出他对国之安危的担心。第二，关于如何对待方镇的问题，正是当时牛李党争中重要的分歧之一。李商隐不畏风险，不仅公并反对姑息的政策，甚至直斥文宗皇帝，的确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与魄力。因而这首诗在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就加同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有感》、《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第三，这首诗的政治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作具体的分析。史称文宗皇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抑制宦官。虽不乏溢美，但拨乱之心还是有的。他采取这种缓和的策略安抚方镇，也许出自全局的考虑，以缓解尖锐的矛盾，更何况王元逵已经明确表现出了恭顺之态。《新唐书·王元逵传》载：“其后刘稹叛，武宗诏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师，封太原郡公，食实封户二百，进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赠太师，谧曰忠。”王元逵后来的确为李唐王朝出力不少。可见李商隐毕竟还只是一位敏感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因而对此还必须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进一步的研究。

李商隐的大部分诗歌，是以隐晦、委婉为特征的，但这首诗却带有直率、突兀的凤格，使人感觉到诗人那不可遏止的义愤如山洪暴发，一泻而下。诗歌的气势与诗人的情感正相吻合。

清·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用意全在结局。夫元逵以改行得尚主，此可言也；欲以此风动邻镇，此不可言也。欧阳文忠诗“肉食何人为国谋”，与此同意。

清·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始末，《旧唐书》仅略载其岁月，《新书》则详叙其事情。虽以为元逵贡献如职，非复如其父之凶悖不臣，然其时之出降，毕竟畏藩镇而以婚姻结之。故义山作诗正论之，盖咎其既往，且忧方来也。

清·纪昀《玉溪生诗说》：太粗太直，失讳尊之体。

清·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河朔故事，相沿已久，元逵据镇输诚，虽降以宗女，事等羁縻，又何足道！诗愤朝廷姑息，语特正大。

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徐论正大，然河朔事体。相习久矣。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