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合曼(Eric Sherman)，出生于洛杉矶，成长在好莱坞的制片厂里，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曾在几家主要的
好莱坞电影公司担任制片主管，与一些好莱坞顶尖级的编剧、制片和导演一起工作，成功地保证了许多电影在预算的资金和时间之内出品。从1976年开始，除了与一些工作室合作之外，埃里克还拥有和经营着一个电影公司Film Transform，全面涵盖了电影和视频制作的业务。他的著作包括四本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导演电影》(Directing the Film)．The Director’s Event．FrameBy Frame和Selling Your Film。
凭借网络，凭借数码技术，电影迟到地成了ZI世纪某些中国都市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偶一为之的娱乐消遣。以DVD为主要载体，电影成了美丽的出窍游魂。它溢出了幽暗迷人的影院空间——尽管电影始终是并将继续是影院艺术，脱离它原本脐身的放映厅、资料馆之“洞穴”的奇特氛围，进人了个人的世界。于是，它可以是某种时尚、消费、娱乐，可以是某些优雅的文化、思想和表达，也可以是一类社会的行动和介人。如果说，影院原本是20世纪个人主义者的集体空间，那么，录像带、VCD、DVD将其撕裂/“还原”为个人的私藏。当“电影”溢出了胶片和影院——电影的血肉之躯，也是空间的囚牢的同时，它也开始丧失它在历史上曾拥有过的特权封印。看电影，第一次具有了多种方式，开启了无数可能。
电影史大致与20世纪的历史相仿佛。于是，它不仅是对炽烈而短暂的20世纪的记录和目击，而且它本身便是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富丽，炫目，间或酷烈沉重。它原本是
工业革命和技术奇迹的一个小小的发明，与生俱来的遍体钢铁、机油与铜臭的味道。曾经，它不过是现代世界“唯物主义的半神”的私生子，一个机械记录、机械复制的迷人的怪物。为电影的创造者们始料不及的是，电影不仅迅速地介入了历史、建构着历史，而且改写和填充着人类的记忆。从杂耍场的余兴节目起，电影不仅复活了可见的人类（
贝拉·巴拉兹），不仅以“闪闪发光的生活之轮”拯救了物质世界（克拉考尔），不仅满足了人类古老的、尝试超越死亡和腐朽的“木乃伊情结”（安德烈·巴赞），而且以“作者电影”开启了一个电影大师的时代，一个电影自如地处理人类全部高深玄妙谜题的时代。一如“短暂的20世纪”浓缩了人类文明史的主要场景，实现并碎裂着人类曾拥有的全部乌托邦梦想，电影在其短短百年之间成长为人类最迷人的艺术种类之一，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经典，自己的大师，自己的学科，并已隐隐显露出夕阳的色彩。
有趣的是，在“上帝/人/作者死亡”的断然宣告声中，电影推举出自己“作者/大师”的时代；在现代主义艺术撕裂了文艺复兴的空间结构之后，电影摄放机械重构了中心透视的、文艺复兴空间。电影的历史，由此成为一个在20世纪不断焚毁、耗尽中的历史中的建构性力量，同时以电影理论——这—一度锋芒毕露、摧枯拉朽的年轻领域——作为其伴生的解构实践。电影，从品位/身份的反面，成了品位/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了反身拆解品位、质询身份的切人点。摄影机暗箱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最佳演练场和象征物，电影解读则成了意识形态的较式。
在中国，电影尽管自西方舶来，其悠长历史，却不仅大致与世界电影史相始终，而且几乎正是一部帝国、殖民、对抗历史的镜像版。但20世纪后半叶，间隔着冷战和后冷战的冷战逻辑，西方电影、大师、理论登陆本土不时仍需“中转码头”。这一次，这处“码头”是来自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的“电影馆”系列。记得“电影馆”系列首次在台北面世的时候，传媒报道的标题是“学电影的孩子告别讲义时代”。，“电影馆”之于我们，仍有同样的意义。结束面授机宜，告别口耳相传，爱电影的人们和学电影的孩子获得了深人电影世界腹地的又一人口。一次小型的文化“转口贸易”，一个华语世界重要的电影事实，一处电影文化的开端与启航。
就“电影馆”出版的本意而言，是为了拓出一个关于电影、电影史、电影作者、电影理论的对话场域，我想，这也是我对“中转”这一系列的期待。多元化的时代与独白的文化结构，间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悻谬之一。凭借电影，我们重返20世纪，尝试理解和探寻新世纪别样的世界与多元的表达，多种可能的生活与多个维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