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别名“T.T.Meadows、麦笃思”（1815～1868年），男，英国人。密迪乐对中国情况熟悉，号称“中国通”。他大学毕业后，专门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过中文。

道光二十三年（1843 ）来到中国后，他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三地担任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

1852年初调往上海，仍任翻译。

咸丰六年（1856）升任上海副领事，后又升任宁波和上海领事。曾随英国驻华公使文翰访问太平军控制下的南京，后因病回国休假。

1861年2月，上书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罗塞尔），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

咸丰十一年（1861）到盛京（沈阳）、营口牛庄任职，已是他第五个任职地了。

1868年卒于牛庄任上。

长期的外交官生涯，使他十分注意研究中国，道光二十七年（1847），来华四年后，他就写出《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十三年后，咸丰六年（1856）又写出《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记载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甚详。他是第一个亲眼目睹中国凌迟之刑过程，并将其详细记录的西方外交官 ，被英国人誉为“关于中国的一个真正专家 ”还曾将一些满文资料翻译成英文，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广满文的西方人。对此，他十分自信。在《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47，London).）书中说：

我认为我自己有权利去写中国，首先是因为我对中国的语言有某种切实的了解；其次，因为近五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事务中去；其三，因为在其中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有利位置，以获取有关那些特殊题目的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我努力去写的 。

密迪乐拿了黄绸圣谕返回“哈尔米士”号，逐字逐句将天王圣谕翻译给文翰勋爵与何伯上校：

我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天兄耶稣代世人赎罪，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料我天国为满州（洲）夺取，遍地立土木偶像，敬拜邪神，大失真道。耶稣初显圣外国，传下圣书，英国信之，近又显圣天国，遣使迎我主升天，封为天王。今将三十三天邪神驱入地狱。自戊申年三月天父降凡，九月天兄降凡，助我天王成万国真主以来，六年于兹矣。天王为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知所依靠。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万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尔远人愿为藩属，天王欢乐，天父天兄也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弟兄，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赐圣书数种，欲求真道，可习诵之。钦此。

文翰听罢，似懂非懂，有一种大遭羞辱的感觉。他冷冷一笑：“我仅从‘天王’的称号就判明，叛军首领是一个倨傲自负之人。他不过是叛军的首脑，却妄自尊大，割居一省之地就僭称万国真主。此人集激进与迂腐为一身，因眼界狭隘而愚昧无知，因孤芳自赏而不知天外有天。他把我大英帝国全权大臣视为贡使，还要行跪拜礼！真是荒唐！难道他不知道鸦片战争期间我国海军是怎样打败中国水师的吗？”

密迪乐也受了一肚皮窝囊气：“六十年前，马戛尔尼勋爵奉乔治三世之命，不远万里造访中国，也受到乾隆皇帝的轻贱，非要他行三拜九叩大礼方能接见，竟使马戛尔尼勋爵悻悻而归。大皇帝的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每个毛孔都在渗血流脓。我原本对叛军心怀同情，希望它能取而代之，没想到天王如此倨傲如此愚蠢，把我的同情之心撕成碎片。在这场内战中，大英帝国是极有份量的法码，天王却把潜在的盟友拒之于门外。”

文翰勋爵安慰道：“密迪乐先生，您大可不必为这件事烦恼，与中国人打交道需要耐心，我们迟早会给倨傲的天王一个沉重的教训。”

何伯上校透过舷窗望着灰黢黢的天京城垣：“我恨不得下令开炮，让所谓的‘天王’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天威！天王叫什么名字？”

密迪乐道：“洪秀全。我见到的北王叫韦昌辉，是三号人物，还有一位二号人物叫杨秀清。”他转脸对文翰道：“洪秀全自称上帝显灵，封他为天王，纯属无稽之谈。但是，这份公文却是一份重要文件，它告诉我们，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但是，这位骄傲的天王像中世纪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顽固地曲解《圣经》，还把中国人的神怪异说与基督教义混淆在一起。他的宗教不是什么基督教，而是异端邪说。从文字上看，天王虽然只字未提《江宁条约》，但不会冒然犯禁，也不会停止通商。公使阁下，您临行前曾经说过，我们到这里来有三个目的：一是通知天王，大英帝国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二是要求叛军恪守《江宁条约》，三是警告叛军不得进攻上海，更不得进入租界。只要达到这三个目的，我们就不虚此行。”

何伯上校在地板上踱着步子，锃亮的软底皮鞋碾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拍了拍腰上的鳄皮鞘短剑：“在大皇帝与天王的对峙中，大英帝国举足轻重，我们站在任何一方，都会给另一方以沉重打击。”

文翰勋爵点了点头：“是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按照内阁的指示，保持中立，静观其变，辨明胜负的天平向哪一方倾斜，在关键时刻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利益。”他转身坐在靠舷窗的小桌旁，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过了良久才转回头来：“密迪乐先生，烦劳你把这份黄绸圣谕抄写一遍，呈送外交部存档。明天你再去一趟天京，把这份可恶的圣谕原件退回去，并给天王带去一份《江宁条约》的中文副本。你要明确告诉天王的代表，我不会屈尊向他下跪，而天王却必须遵守大英帝国与中国皇帝签署的《江宁条约》。”说罢他拿起鹅毛笔，龙行蛇走似地写了一份照会。密迪乐很快把它译成中文：

天王阁下：

溯我英国与中国通商，在广州已二百余载，前十数年又新立和约并通商章程，议定广州、福建（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凡英国商民均可建造房屋，携眷居住，照例纳税贸易，不得稍有妨碍，各处具设本国领事，专管本国商民事件。又有本大臣奉我国君主旨意驻跸香港，统辖五口商民事务，凡与中国官员交涉事宜，具归本大臣经理。迄今十数载，并无变异……总之，贵王与满州（洲）相敌，我英国情愿两不干涉。独是英国在上海建造许多房屋居住，并礼拜堂及货栈，黄浦江内有多艘英船来往停泊。刻下，贵王已抵金陵，与上海近在咫尺，闻得贵王军兵欲到苏、松一带，到上海后，贵王之存心立意，欲与英国如何办理之处，先愿闻之。

两天后，“哈尔米士”号驶离了天京。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都没意识到，那封倨傲的圣谕得罪了英国公使，文翰勋爵是英国议会上院的世袭议员，他的倾向和报告足以影响世界头号强国的对华政策。太平天国无意间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手。

（1861年2月19日发自上海——4月12日收到）英国对华贸易，英印对华贸易，以及从这两种贸易所获得的收入，在英国海外利益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贸易的繁荣的必要条件全在中国社会秩序的安定，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中国社会秩序的安定又系于强有力的全国政府的存在。这些情况是众所用知的，我只是提一提而已。

本来由于内部原因已日趋衰弱的现存的清政府或大清王朗，又由于外部原因。最初仅仅来自英国的武力，现在却来自英法联合的武力，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目前全国各地均无强有力的全国政府，对于我们极为重要的大部地区，全都陷于混乱和不安全的状态。

因此，我们在这个国家内寻找另一种力量来代替原有的政权是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只要发现了这种力量，就不应该对它加以打击，而应该渴望它迅速地成长起来。我们只要聪明而公正地坚持不干涉原则，正当地遵守我们和大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就可以不必采取积极步骤而帮助这种力量的成长。可是，如果我们首先去摧毁那个现存政府，继之又去阻挠其他力量的成长，那么就我所指出的巨大利益方面来说，则无疑地是一条自杀的道赂。现在我们发现，太平天国就是这种另外的力量，南京所建立的政府就是这种另外的政府。

曾经有人否认6现在仍旧有不少人否认太平天图具有正式的政府，或蒋否认太平天国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我也曾经一度同意过这种说法，可是只要指出。太平天国的权力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并且在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区也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么，太平天国显然已经是一种力量了。难道我们因为这种量力尚未完全达到我们的期望就蛮不讲理地攻击它，并大大减少或完全消灭它去实现这些期望的机会么？我们除了期望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有力量去维持秩序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期望呢？

我完全否认太平天国没有正式的政府，以及无权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论调。

十年以前，几乎就在他们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就巳摆脱了地方的叛乱性质，并宣布了他们是大清皇朝的不共效天的敌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宗旨有所怀疑。他们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为亚洲头一个国家的首领和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统治者。不但他们自己所发布的布告经常这样宣称就是他们的敌人的公文也曾经这样承认。至于他们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不论它是否适宜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本信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反驳所有那些反对太平天国的外国人的论点。

大体说来，这些反对论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西欧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身上，而完全不顾中国的文化、政体和西欧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是根本不适当的。第二类是完全不顾西欧本身也有着相中国类似的情况，以及两者的明显相同之处，这倘非出于极端的愚昧就是出于心存偏见。几乎所有反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民政军事的行政体制的人，均属于第一类。

反对太平军不固守占领的地区而时克时弃的入均届第二类。

西欧的历史可以作为明显的回答。英国在大叛乱时期，许多重要城市和坚固据点难道不也是时弃时克吗？难道这可以证明那些领导反叛的英国贵族和英国绅士不配建立一个政府么？难道这可以证明克伦威尔既非将军亦非行政官么？十年之前，意大利人离开了米兰，让这个城市由被他们一度驱逐出去的从前压迫者重新占领。兵器还让各外因皇朝恢复了他们的小王国。难道这可以证明自在驱逐所有这些外国人的意大利党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么？

有一种反对太平军的滥调，说太平军破坏他们所占城市的郊区。可是，当太平军于数月前进至上海的时候，这种滥调就万口息啄了。因为防守上海县城的英法联军大肆焚毁郊区，甚至连县城与江边之间的人烟稠密的商业要地也都未能幸免。

又有一种滥调说，太平军不但残暴地滥杀满人，并且还残暴地滥杀自己的汉族同胞，于是以此作为太平军只是一帮盗匪的证明。可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站在敌对党派的法国人不是也互招屠杀么？这里暂举恐怖时代和“溺死乏刑”为例，勋爵阁下还可以回忆一下其他同类例子。难道可以用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当时的革命党仅仅是一帮盗匪而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么，

虽然有人认为太平军攻克南京时，曾经屠杀城中所有的满洲人，甚至连妇女儿童亦末幸免，并把这当作公认的历史事实；虽然也有人认为其他为袒靶统治者所驻守的军事地区，一旦落入太平军之手，他们也很可能采取同样行为；可是，长期以来。我就完全相信所谓“太平军屠杀杀自己同胞”的说法，不仅是夸大其辞，而且完全是荒谬失实的。

我曾经亲身领教过这种荒谬失实的例子。1853年9月初，当时还不是太平军，而是三合会党举行起义，占领了上海。这时我正独自由宁波返回上海，路经乍浦。抵达跟上海约六十英里的乍浦后，我碰见了来接我的自己的江轮。我从江轮的水手那里头一次听列了关于上海的消息。他们一离开上海，叛乱即告爆发，他们不能告诉我评细情况。

可是，我从其他船上和当地商人和官员那里听到上海县城发生了恐怖的屠杀的消息。他们说街上尸体枕籍，血流成渠；外国人和叛军巳发生战争；全体外侨均巳撤退到吴松口外的船上去了。这些报导全都符合一致，似乎的确可靠，以致我担心不能经过上海到吴淞去，于是查看地图想要找出一条江河相连的航线，以便可以绕过上海二。三十英里，由内河进入扬子江。驶往人们所说的外国船只所在地点。但我在采取这种迂迥路线之前，决定再向上海走近一些。我越接近上海，就越发现那些报导并不象喧传之可怖。我们进入上海十二英里之内，终于查觉了当时尽入皆知的事实真象！该地并未跟外国人发生战事，整个县城的屠杀和流血事件，不过是一人被杀而已。

可是，在仅距上海六十英里之地，就有完全象我们时常所听到的那种关于太平军的屠杀暴行之类的报导流传着*并且人人信以为其。根据近二十年来英国军队的经验来说。我们知道中国城市被武力占领时，往往发生举家自戕，妇女老少自尽，以及由于毫无根据的恐饰而纷纷投河入江的惨剧，以致丧失了无数的生命。数月之前，此间租界的华人地区突然腾传太平军开到。实际上当时太平军尚在二十英里之外，但在这场虚惊平息前，几乎有不少人以同样方式自戕。

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本省太平军所攻克的许多人烟稠密城镇中的大批妇女、儿童及非战斗人员的成人的死亡，全都是由于中国人的这种自裁的风气使然。一些访问过这些城镇的外国人曾亲眼见到河中的尸体均未受伤，可以证明上述的推论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所谓太平军处死大批作战斗人员、不肯仁慈对待敌军俘虏、较之英法革命党征内战时所杀的入要多得多等等说法*纯系出于那些仇视太平天国的外国人心存歧视，重复大清王朝方面由于自己的利害关系所散布的谎言。

早一些时期，大家公认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地区，较之在大清所占领的地区要安全得多。太平军曾于1863年推行普遍征兵制，当时他们所到之处，曾经引起了恐怖，可是我们知道太平军早就取消这种制度了。我们知道太平军的兵力补充全靠人民自愿参军，并且他们还尽量设法使城乡人民备安生业。这些情况说明，大平军显然较之大清更能保持地方和平。多数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不仅是战士，而且还是良好的战士，他们都是因自己的战功而赢得自己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团体内不能有公开的反抗行为。

他们也许并没有那种作为欧洲军队特点的军事教练，可是严格服从命令的纪律却始终遵守不渝。相反地，多数大清高级官吏。即清朝官吏，几乎都是最懒惰且胆怯、最无斗志的。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雇用从前东南沿海的海盗作为他们的头等战士。这批家伙及其部属只要对于饷银不满，就丝毫不顾他们的软弱无力的雇主的意志，向和平的居民苛征暴敛，或进行无法无天的抢劫掳掠，而他们之所以被雇佣原是为了去保护这些居民的。

近来许多可靠的经验充分地证实了上述的论断。杨笃信先生，一位有教养有才智的英国传教士，于两三月前自上海航往苏州再由苏州前往南京，并在南京逗留了七天。杨先生曾经问过太平军官员，为什么在他们所攻克的有城墙的城市内，以前的商人和手艺人全都离去。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些城市从清军手中光复后必须把它们改成堡垒予以固守，已经离去的人民尚未得到返城的许可，这是为了防止敌人伪装商人趁机混入，可是只要他们前线再往前推进到其他地点，他们就渴望和平人民回到这些城市里来。同时，他们尽力保护那些愿意留下并完全遵守太平天国法律的城乡居民。

各地情况和杨先生亲身见闻完全证实了太平军官员的上述解释和说法。杨先生在太平天国境内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自青浦到南京，经过了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无论日间或者夜间旅行，均未携带任何武器，而从未受到侵扰。他见到乡民各安生业，同时又见到大队太平军在各地调动时毫未引起惊恐，而三二两两的太平军兵士亦从未受到侵袭*由此足以证明人民与太平军融洽无间。在苏州，杨先生曾和同去的一位具有良好教养和观察能力的中国人，曾经见到有土地的绅士们成群排队到民政长官那里去表示他们对于太平天国的忠诚拥戴。我曾向这位中国人详细询问过这件事。

反之，在大清境内这方面是什么情况呢？不但清朝官吏根据太平军同样可以提出要求的军事原因进行苛征暴敛，并且盗匪猖獗，遍地横行。我有一次于10月底旅行至杨子江上游九十英里之处。曾亲眼见到海盗行劫，乡名受到惊扰；从各方面频频传来的报告，说明这类不法暴行正在有增无减。

我无法说出太平天国在中国本部若干土地上巳完全扫除了大清的政权和军队。可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北至山东，南至广东。广西，西至四川，东面如果没有上海外国军队的阻挠，原可伸至海滨，足以证明他们是具有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权利的。

这里无庸详论太平天国的宗教。作为现代史的一页来看，在这个孔教和佛教的古老根据地，突然涌现了传布《圣经》的太平基督徒，不管它的性质如何，总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有趣的现象。如果太平天国一旦可以成为中国人民的统洽者，那么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里大事件之一。我们可以断言，凡为天性或知识所局限而对此审漠视不顾的外交官，必然是不能胜任他的外交职务的。可是，除了把这件审视为现代历史的最有兴趣的一页之外，我们和它并无其他关系。如果我们因太平军所信奉的信条而去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就是用武力传播宗教了。如果我们因太平军所信奉的信条而去攻击他们，那么我们就是用武力去迫害宗教了。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件跟我们并无直接关系的事情。这就是太平天国对待我们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断地获得了经常是一致的、非常令人满意的证明。

外国兵舰曾有三四次事前并未取得任何联系就一直溯江向太平军的炮垒驶去，太平军由于行使交战团体应有的自卫权利，就拦阻这些行迹可疑的武装船只，可是他们一听说这些船只并非他们的敌人大清所雇佣的，而是为中立的外围政府所有，他们就立即停止开火。他们的高级军官曾经再三说明，只要中立的外国船只派没有武装的小船前驶，他们就不开火，他们对于这样照办的外国船只，始终遵守信用。至于认为每个太平军的炮台指挥员，全都知道纯属西方各国作为惯例的停战旗标志，那是荒谬的。甚至纵使太平军知道停战旗的作用而对之不加理睬也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跟他们作战的敌人。会毫不犹豫地派遣自己的外国轮船，在校顶上悬挂着白旗或英国旗，向他们开火或强行登陆作战。自从我于1853年4月间初次前往南京。直到最近上海商人访问苏州止的非武装的外国人，或单身或结伴，曾屡次进入太平军的前哨地，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得到了太平军的和平接待。同时，也有—些心怀偏见、抱着非友好态度去访问的外国人，在访问他们之后，被他们的友好接待所感动，因而对他们一交而为善意的态度了。

六个月前，他们的军队在上海出现了。可是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他们之所以进军上海是由于被某些企图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制造尖锐矛盾的外国人所欺骗，这些人曾经故意使他们存着我们愿把这个地方交给他们的希望。他们向着城上夹杂在英军中间不断用火绳抢开火的清军放射了几枪。虽然我们的炮火杀死了不少太平军，可是他们从不向着只有英军的地方开火，所以始终没有一个外国兵士受伤。他们由上海退走半年以后，外国人在他们那里即使没有受到和以前一样的热烈款待，也受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和平有礼的接待。

关于太平天国渴望跟我们建立友好的商务关系，我们是有着一连串的不客置辩的证明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以致那些心怀恶意的外国人不得不用他们的鬼祟伎俩去歪曲这个事实。有人留经争辨说：“太平天国的友好态度全是伪装出来的，要是他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我们，他们就合来攻打我们。”我的回答是，纵然如此，那么太平天国跟俄国。法国、美国有多少不同呢？这些国家对待英国的和平有礼的态度。是由于单纯的友好或者是由于政策的缘故呢？他们一但获得攻击我们的有利机会就会来攻击我们么？试问我们的海峡舰队、我们的炮垒、我们的十五万志愿兵是干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