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于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F·Millard），这份以他名字命名的周刊，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是一份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英文周报，以报道、评论中国和远东的政治经济时事为主。读者既有在华外侨、也有众多的海外读者群，“《密勒氏评论报》一半以上的发行量是在海外”；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阶层也经常阅读，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则将之作为练习英文的教科书，所以印数很快达到5000份。

相较于当时其他外商报纸追求商业、广告利益的做法，密勒更希望将杂志办成一份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英文政治期刊，秉承他一直以来的美国办报风格，“促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像报道美国新闻的纽约大报一样，在头版刊登有关中国的故事”。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

《密勒氏评论报》在美国社会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颇具知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1918年底该刊由共同创办人、密勒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Bill·Powell）接任主编。

此刊英文名称原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密勒氏远东评论），一度更名为“The Far East Weekly Review”（远东每周评论），1922年11月，鲍威尔收购《密勒氏评论报》产权，自任主编和发行人，他继续奉行密勒提出的“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的编辑方针，辟有“社论”“特稿”“一周要闻”“中国名人录”等栏目。1923年6月退休的密勒去世后，鲍威尔把该刊英文名称改成“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但考虑到读者对原中文名称《密勒氏评论报》（该报在两行英文刊名下还标有一行中文名）已经习惯，故沿用不变。

1936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斯诺陕北之行的消息和他与毛泽东会见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人民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战，反对日本侵华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密勒氏评论报》遭查封。1941年12月，鲍威尔被捕入狱，他在审讯中毫不屈服，受到严酷折磨，以致双足残废。翌年美日交换战俘，鲍威尔才返回美国。1946年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鲍威尔以自己的经历出面作证。1947年2月，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在华盛顿病故。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的《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复刊。因鲍威尔已经病残，由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William·Powell）担任主编和发行人，副主编为朱里安·舒曼。该刊除登载专题文章外，还辟有“读者来信”“中国报刊言论”“书评”及“英语学习”等栏目，发行量约8000份。该刊曾发表评论，表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与统一的中国”；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权的独裁和贪污腐败进行揭露和谴责，被美国商界视为国统区内敢于直率批评的“一家独立出版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刊继续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1950年9月，改为月刊，32开本。在解放初期中外信息隔膜的状态下，《密勒氏评论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途径，向海外读者讲述了“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新文明建设中所发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该刊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施用细菌武器等罪行，美国政府对其实行禁邮，使之缺少经济来源，不得不于1953年6月停刊。

不久，小鲍威尔夫妇归国。三年后受到美国政府迫害，中国新闻界曾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鲍威尔父子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态度。鲍威尔公开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是独立国家，不是西欧或东瀛的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这也融入了《密勒氏评论报》，所以该刊登载过好多抨击西方列强在华扩张势力的评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鲍威尔和不少外国记者马上奔赴东北采访。他曾在《在中国二十五年》（1946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回忆：“从沈阳沦陷开始，我一直负责采访东北的战事新闻”；“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已经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日军总部的新闻官岛本用略带牛津重音的英语宣称：“这儿曾发生一件意外——穿着张学良元帅的正式军装的中国军队，在沈阳郊外，将日军铁路炸坏了一段，日军被迫采取行动……”随即，岛本装模作样带大家去柳条湖(也称柳条沟)现场，鲍威尔一眼看出那是“伪造的”。鲍威尔返回上海，很快在《密勒氏评论报》揭露真相：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边那几具中国士兵尸体下面，竟没有一点血迹，显然是日军故意从别处弄来的；据目击者证实，有数千化装的日本士兵预先混进城内，控制战略要地，他们穿便服、背步枪、戴臂章，其中有许多人得意地到日商照相馆里拍照片留念，无意中暴露了形迹，这表明所谓柳条湖爆炸是日军为找借口攻占沈阳而秘密策划的。此报道刊出后，东北的日军虽然慌忙搜查沈阳的日商照相馆并没收相关照片，但已经无法掩盖罪恶行径，于是宣布鲍威尔永远不能再去采访。接着，《密勒氏评论报》先后发表《东北是怎样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本在华北的筑路计划》等一系列文章，谴责日本的侵华阴谋。

另外，《密勒氏评论报》还发表过一些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

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与当年鲍威尔加盟一样，斯诺也是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以信函推荐，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新闻记者生涯。

年轻的斯诺的加盟，给《密勒氏评论报》带来新的气象。斯诺曾接受鲍威尔的委派，坐火车沿沪宁、沪杭、津浦、京沈、京绥等铁路干线进行采访，他的见闻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亮相，如192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国五大怪》指出：旱、涝、饥、虫和地震等，给中国百姓造成极大灾难。从塞外返回申城后，斯诺曾代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并以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推出了一些政治评论。1929年春，斯诺利用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冲破陪同官员的拦阻来到绥远，在古镇萨拉齐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他见状极悲愤，马上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通讯《救救25万生灵》。1930年至1933年初，斯诺继续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旅行访问，并给《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系列游记，其中一组文章披露了日本对台湾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真实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爱国将领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斯诺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全过程。斯诺亲眼看到，宋庆龄为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积极动员上海市民捐款为官兵缝制棉衣，并与何香凝带着慰劳品到前线慰问；宋庆龄还组建伤兵医院，亲自给伤兵喂药、喂水、喂饭，有时通宵达旦守护在生命垂危者的床边。这使斯诺深深感动，他在《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作了生动报道。1933年春，新婚不久的斯诺携妻子海伦·福斯特赴北平。斯诺应聘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海伦则做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虽然事务繁忙，但仍不忘抽空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文章。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并发展为全国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为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斯诺夫妇不顾危险奔赴现场了解情况，鲍威尔作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也亲自从上海赶到北平进行采访。1936年6月中旬，经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斯诺前往陕北，进行历时3个月的采访。斯诺返回北平后，于同年11月5日把自己与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和对革命根据地的综述寄给《密勒氏评论报》。《密勒氏评论报》接到文稿，在同年11月14日、21日两期予以全文发表，题目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因如实地报道真相，被国民党当局取消记者权利，于1941年2月被迫离境。可以说，他在中国居留的13年里，长时间与《密勒氏评论报》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并运用该刊热忱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