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楼》是唐代诗人
李嘉祐创作的一首
七言绝句。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诗的起句“傲吏身闲笑五侯”,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
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近代·俞陛云《
诗境浅说》:楚江畔竹制钓楼,有高数丈者,但无人采入诗文耳。诗言舍人高卧竹楼,堪称吏隐。江上凭栏,闲挥葵扇,已闲适可羡。况南风送爽,并蒲葵而不用。纱帽隐囊,对忘机鸥鸟,更无尘起污人,劳元规之障面,宜舍人笑傲五侯矣。
李嘉祐(约719—约781年),字从一,赵州(今河北石家庄赵县)人。唐玄宗天宝七载(748年)举进士,历官秘书省正字、监察御史。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贬鄱阳令,历任台州(今浙江台州)刺史、袁州(今江西宜春袁州)刺史,罢任后侨居苏州。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称其“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与钱起、郎士元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也”。著有《台阁集》,《全唐诗》录其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其诗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