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乡（1909年11月2日—1989年2月28日），字鑫毅，笔名范慧、范承祥，出生于贵州遵义老城。中国外交部原部长助理。

宦乡，贵州遵义人，生于1909年11月2日。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1938年他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出任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皖南事变后，曾利用当时的身份，从上饶集中营救出冯雪峰等同志。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奉调为我国第一任驻英国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恢复工作，出任驻欧洲共同体、比利时、卢森堡大使。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起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

宦乡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世界经济导报》名誉社长等职。此外他还是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摩洛哥王家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研究院荣誉研究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1989年2月28日，宦乡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宦乡同志在上海治病期间，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等同志曾多次委托上海方面或派专人前去慰问。

3月16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江泽民、宋平、胡耀邦、薄一波、李一氓、李德生、杨得志、肖克、余秋里、宋时轮、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严济慈、倪志福、王任重、王光英、洪学智、刘华清、朱熔基、汪道涵、许家屯等同志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联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外交部、安全部、公安部、国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贵州和遵义的党政机关等单位送了花圈。

有关宦乡的出生年月，一说是1909年11月2日；一说是1910年11月。

开明民主主办《前线日报》

《前线日报》创刊于1938年10月1日。3个月后，宦乡由其妻舅许闻天介绍加入报社工作。不久，宦乡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抗日期间，宦乡是个无党无派民主人士，不满意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同情和倾向共产党。第三战区政治部内的文化特务千方百计反对他，想取而代之，控制《前线日报》，顽固反共。但因宦乡兼任长官部的秘书，精通英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盟国官员讲话都请他当翻译，顾不同意撤掉宦乡。宦乡头脑清醒，工作谨慎，在《前线日报》长达8年时间里，不仅把报纸办得具有进步民主性质，还掩护了一批社内的地下党员，更以他的身份和努力，使被囚在上饶集中营中的冯雪峰、吴大琨得以保释出狱。

《前线日报》不出对开一大张，而采取四开两张的形式，这是宦乡的高明筹划。第一张以国内外要闻为主，中央社的电讯是不能不登的。他利用第二张着意发展副刊，名目繁多，有报纸杂志之称。除由报社专职副刊编辑编辑综合性副刊外，还请一些进步的学者和大学教授兼编各种专刊，如诗刊由著名诗人覃子豪主编，漫画由张乐平为队长的政治部漫画宣传队负责，文艺评介则由暨南大学文学系教授许杰主持。这些副刊、专刊体现出“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很受读者欢迎。张恨水、曹聚仁、老舍、孙伏园、臧克家、王西彦、张骏祥等名家和千家驹、王芸生、王造时、沙千里、费孝通、章乃器等学者都给该报副刊写过文章。

抗日胜利后的1945年10月1日，《前线日报》迁往上海。报社成立董事会，报纸由官办转为民营。宦乡仍主持笔政。他想把报纸办成一张民主进步的报纸，因此延聘一些开明进步人士任编辑，为专栏写作。电讯除中央社以外，亦有采用新华社的。报纸仍然维持杂志化的特点和鲜明的风格。报纸质量在沪报中亦有好评，发行号称5万份。但宦乡的意图受到社内反动顽固势力的抑制，言论不能直书胸臆，随着国民党政治危机的与日俱增，他无法贯彻自己的办报方针，因此于1946年初拂袖而去，加入《文汇报》工作。

力主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1978年9月，宦乡以近70岁的高龄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根据院领导的分工，他主管国际方面的科研和对外学术交流工作。

1980年7月12日，宦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第一书记胡乔木并院党委呈送了《关于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报告》（简称《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是全国学术工作中极为薄弱的环节，也是社会科学院工作中极为薄弱的环节，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发展对外关系和进行国际斗争上无法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对国际问题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研究的机构，这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是很不相称的。如果不及早抓起，不但改变不了目前的落后状态，而且势必加大同客观需要和国外的差距。”“总之，设置机构的问题已属刻不容缓，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而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完全具备后才去解决。”接着，《报告》还就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提出了设想。

这个《报告》得到了胡乔木和院党委的支持。社科院于1980年8月11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报告》。当年11月28日，国家编制委员会向社科院发出《关于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及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六个研究所增加编制问题的通知》。

与此同时，宦乡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磋商，达成了将该部所属的三个研究所，即苏联所、西亚非洲所、拉丁美洲所整建制划归社科院的协议，并于1980年12月19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中联部三个研究所划归社会科学院建制的报告》。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

就在社科院“国际学科片”筹建工作紧张而有序地推进时，中共中央于1981年初相继发出文件，其中包含了国民经济调整紧缩的精神。院内有的同志对国际关系研究新设研究所提出了不同意见。1981年2月16日，宦乡给胡乔木、邓力群并梅益、马洪、彭达彰写了一封关于尽快建立国际关系研究各所的长信，阐述了他对中共中央精神的理解，强调了在社科院内建立起国际关系研究各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提出了“国际研究各所可以联合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片’”的动议。胡乔木和院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国际学科片”的筹建工作得以继续推进。

1981年6月4日，宦乡主持召开第一次“国际学科片”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并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次大会标志着社科院“国际学科片”的初步建成。

宦乡在我国报界、外交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朱镕基 评）

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多学科的专家，是一位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他善于把国际问题的研究同国内四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不仅为外交工作服务，而且为改革开放政策作出贡献。他勇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徐达深 评）

宦乡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和研究，造诣极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

宦乡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卧病以后他仍全神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一再提出对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宦乡同志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生前作了很多工作，在他生病期间仍念念不忘为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的统一愿望尽力。（《人民日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