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书》是程明道回答张横渠问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为明道哲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章太炎先生称，明道之学，“大端当以《定性书》为主。”缪天绶亦认为，《定性书》与《识仁篇》两篇为明道哲学之精髓，“明道功夫醇熟，于《定性书》可见其造诣之深。宋明学者，论定性功夫，多本此篇。”则明道哲学之精微处，从此篇可见一斑矣。

在整个宋明道学运动中，《定性书》有着极为尊崇的地位，但它也同是宋明道学家诸经典文献中最受争议的篇章之一。其一为工夫与效验之争，《定性书》所说的究竟是一种工夫，还是如朱子所说的为工夫醇熟后的一种效验？如果是一种工夫，则为什么样的工夫？其次，《定性书》中多有佛老之语，则明道究竟是袭取释老之学，还是自家体认发明？本文拟就此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承教，谕以“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此贤者虑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尝思之矣，敢贡其说于左右。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宜，加之素拙于文辞，又吏事匆匆，未能精虑，当否，伫报。然举大要，亦当近之矣。道近求远，古人所非，惟聪明裁之。

定心与定性：对《定性书》的疏解

《定性书》原称《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清吕留良刻本题目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所谓《定性书》之名，乃后人所加，原于横渠问“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而来。朱子称“定性字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义。”（《朱子语类》卷九五）在朱子看来，一方面性为不动的本体，不存在性之动或不动的问题；另一方面性又不能不动，即通过心之动而表现为情因而只能说定心而不能说定性。然而，从文本上看，明道本人并没有刻意用“定性”一词，提出“定性”之要求者乃横渠，明道在回信时只是顺横渠之用语而说。明道在此说性、说心、说情，其实一也，故对明道而言，定性即是定心，并没有什么差别。

横渠之困惑，在于如何摆脱物欲之干扰以最后达到性之定。横渠的这一问题，最早可追溯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里所说的“天之性”，若用宋明儒的术语来说，只是未发时的本然状态，在《乐记》看来，这种状态必然要感于物而动，使它可能使人受外物牵引、随物漂逐而流于一物，即“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如此则丧失人之本然而天理灭矣。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最简单且最基本的思路就是，采取与万物相隔绝的手段来恢复此“天之性”之定，这也就是横渠的看法。但是，如果完全追求与物隔绝，则已不自觉地成为了佛教的虚寂出世之学。同时，人既生存在这世界中，又如何能完全与万物相隔绝呢？在明道看来，“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遗书》卷一）已点破了一个基本的本体论事实：人生存在世界中，道体现在世界中，我们只能在世界之中来领会此性与道，人与世界并不是相互对待的内外关系，而是仁者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既曰浑然一体，则物就不是外，那么己也无所谓内，因此，道不能有内外之分，性亦不能有内外之分。那种纯然杜绝外物的作法，其实是事先预设了性有内外之别，即以本来之性为静为内，以感物而动为外，这样所谓的“定性”，只是要强制心在感物时的动，以恢复内在的静。在明道看来，这样一种内外之分即是二本，一旦以物为外，以己为内，由于外之感内者无穷，内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定静，不但动时不能定，就是静时亦未必能定得下来，如伊川说司马光“尝患思虑纷乱，有时中夜而作，达旦不寐”。（《遗书》卷二上）由此可见，认为性有内外之对待，就必然要使人象横渠那样产生困惑，一方面防检穷索不已，另一方面又觉得防不胜防。这是关学一派的通病，如吕与叔患思虑纷扰，不能驱除，伊川很形象地以破屋御寇来形容这一问题：“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有一个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遗书》卷一）这也正是明道在《定性书》中所说的，“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因此，在明道看来，横渠对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象横渠那样求定，要么入于虚静一途，要么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定得下来，这就意味着必须另辟蹊径。

对于明道来说，既然性无内外，则那种以内为静为定、以外为动为恶的看法就不能成立，所谓“定性”工夫的内涵也就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在明道看来，“定”不仅仅是指有内外动静之分的那种“静”，真正的“定”，必须是“动亦定，静亦定”。（《定性书》）这也就是说，不但心之未发时（静）为定静，已发时（动）也必须是定静的，我们不需要在已发时把“动”强制住，去人为地求得一个定，而是要在动中、即人情事变中体会此本心性体原来并不曾动，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

那么，这种已发之际的不动心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明道看来，无论是未发之静或是已发之动，都是本心天理的如如体现，人只要识得此理，顺理而行，则动静皆合于理，从而动静皆定。明道说，“‘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见几而作，何俟终日哉？”（《遗书》卷十一）知此当定之理，则虽“见几而作”，亦不碍其定，这也就是“知止则自定，万物挠不动”之意。（《遗书》卷二上）一旦明彻此本心之贞定，就无须终日营营，以外物为累，从而“规规于外诱之除”。（《定性书》）这样，虽然酬酢万变，应物无穷，而心实未尝有动，只是“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定性书》）在明道看来，尽管这是天地、圣人的境界，但亦非凡人所不可及。天地之为天地，圣人之为圣人，就在于能以大公之心随顺天理，从而能得大贞定，因此，学者定性之工夫，并不象横渠那样，试图根除外诱以强定，而只在于“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定性书》)

为了明此廓然大公之意，明道在《定性书》中引用了《易传》之《咸》卦：“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语见于《咸》卦之九四。虞翻注曰：“失位，悔也。应初动得正，故‘贞吉而悔亡’矣。憧憧，怀思虑也。”（李道平：《周易集解篡疏》引）“憧憧”，《说文》释之曰：“意不定也。”伊川分析说：

感之道贞正则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则有悔也。又四说体居阴而应初，故戒于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系则害于感通，乃有悔也。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阳无不通、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贞一则所感无不通，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类则从其思也。以有系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伊川易传·咸卦》）

伊川的这一注释颇能得明道之意。人心之不能贞定，就在于人有一己之私。伊川释“贞”为“虚中无我”，此解甚好，即明道“廓然而大公”之意，心能廓然大公，则无感不通，亦无时不定；反之，心有所系，则以私心感物，“是其朋类而从其思也”。由此可见，明道以《咸》卦之九四爻辞来说明定性之理，其意味甚深。首先，他把“定”和“感”联系了起来，则意味着不能离“感”而言“定”，不能离“事”而言“静”，在感中自有贞定之理，在事之中可求不动之心；其次，要杜绝“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蔽，不在于根除外诱，而在于本心自身的贞定，而本心之贞定，不在于强制治心，只在于无私，也就是廓然而大公。不受私己之累，则心是本然之心，情是本然之情，故能“普万物而无心”，“顺万物而无情”。这里所说的“无心”、“无情”并非真的“无”，只是无“私心”、“私情”而已。

常人之情往往有所蔽而不能适道，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私而用智”。（《定性书》）“自私”则不能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理，是有内外之别，从而如朱子说，“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应物；又有一般人，溺于空虚不肯应物，皆是自私。”（《朱子语类》卷九五）这也就是“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定性书》）要对治此自私之蔽，在明道看来，与其是内而非外，不如彻底消除内外之畛域，以至于内外之两忘。明道引《易传》之《艮》卦的卦辞为证说的：“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单纯从字面上看，此语颇为难解。《艮》之彖辞释此曰：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

“艮”之义为止，止之为止，是在动中方有所谓的止。《艮》卦由《震》卦演变而来，“震”为动，在此动中以求得一个当止之所，是为艮。《易传》之《小畜》、《大畜》二卦亦言止义，根据伊川的说法，“畜止”之义与“艮止”不同：“畜止者，制畜之义，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义，止其所也”。（《伊川易传·艮》）制畜力止，非其本能止，而只是强行止之，此犹横渠所说之“定”；安止之义，从本卦彖辞来看，是理所当止，故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即当动则动，当静则静，动静不失其理，则动静皆可以定，此明道“动亦定，静亦定”之义也。伊川对安止、畜止之辩本甚好，但对如何才能得安止之道，伊川之理解则颇与卦义不伦：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伊川易传·艮》）

伊川以“艮其背”为不接于物，从而以“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为得止之道，此恐怕不合《易传》之本义，既曰不接于外物，又如何才称得上“时行则行”呢？以不接外物为工夫，此正是“规规于外诱之除”，犹有内外之别也，与横渠亦没有什么不同。陆象山批评《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语是“不识艮背行庭之旨。”（《语录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以此批评伊川、横渠，亦无不可。就是连朱子也认为，“伊川此处说，恐有可疑处。”（《朱子语类》卷七三）《外书》卷三载：

“艮其背”，止欲于无见。若欲见于彼而止之，所施各异。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当其所也。圣人所以应万变而不穷者，事各当止其所也。若鉴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见于彼也。圣人不与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时行对时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以“艮其背”为止欲于无见，这显然是伊川的说法。前半句虽不谛当，但“圣人”以下半句所解则甚好。知定者自定，止者自止，圣人虽应变无穷，却虽应而无应也。就像是明镜在此，任物所照，物虽万象纷纭，此镜如如不动。这即是廓然大公之义。能廓然大公，即无物我之分。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是不见有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是不见有物。“无我”并非指“内欲不萌”，只是不执我而忘我；“无物”非“外不接物”，只是物各付物而忘物。如是则内外两忘矣。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内外两忘，廓然大公，那么他在应事之际就不可能“用智”。这里所说的“智”乃一“私智”，故“用智”实是“自私”的结果。明道引孟子的话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此语见于《离娄下》，其下文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朱子注曰：“天下之理，本皆顺利。小智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孟子章句集注·离娄下》）由此可见，明道所批评之智，实乃穿凿附会之“小智”、“私智”，而非顺理而行之大智。人因为自私，故只是从自身之躯壳起意，而不知天理之本然即是自然，如是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所谓“明觉”，只是觉此心即是天地大公之心，觉此理是天地大公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遗书》卷十一）此即“物来而顺应”之意，如圣人喜则当喜，怒则当怒，既无需杜绝一切情感与欲望（弃物），又不会成为情感与欲望的奴隶（逐物），只是任一本心之明觉，从而在自然的日用之中，体现本然天理之流行。

总之，《定性书》所探讨的，是如何定性即如何定心的问题。在明道看来，“定”之所以能定，不在于强制本心，也不在驱逐外诱，只要随顺天理，则“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无分于内外动静而无所不定。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在于能否实下“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工夫。朱子认为，《定性书》之大纲，只在此两句，（《朱子语类》卷九五）此说大体上不错。但是，朱子认为，这只是“工夫之已成处”而不是学者之下工夫处，（同上）则非是。明道明明说，廓然大公则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这分明是把“廓然大公”作为工夫而不是作为效验看。其实，这种“廓然大公”之工夫，就是明道后来所说的“识仁”之工夫，即是在应事之际，来体会此心体之大公，从而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如明道在《定性书》最后部分举例说，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而学者之工夫，正是要在此怒中，体会本心之廓然大公以观理之是非，如此则可以忘其怒而不迁怒矣。故有学者指出，能识仁则可以定性，此说甚是。

据黄百家称：“明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疏解《定性书》，会讲于京师，分作四层：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明道学案上》，《宋元学案》卷十三）此说貌似辨析精微，实则浑不解义。对明道来说，定者只是一个定，何有天地、圣人、君子、吾人之区别？说天地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者，只是为了说明“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义，借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只是类似于以人表法而已。至于说在怒时遽忘其怒为吾人之定，此尤其背谬。吾人之定，又何止于忘怒之一端？明道这里只是举其一例而已，以示在日用之间，无不可以下廓然大公之工夫，以体会吾人本心之贞定。

百家谨案：横渠张子问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

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刘蕺山曰：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贯，不事更端，亦不烦诠解。今姑为之次第：首言动静合一之理，而归之常定，乃所以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离动言静，非静也。“天地之常”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圣人之道不离物以求静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异于圣人而终失其照物之体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圣人之喜”以下，又即圣人应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恶。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极难下手处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见外物之不足恶也。合而观之，主静之学，性学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圣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实归于无欲，所以能尽其性也。常人离寂而事感，离感而求寂，故去欲而还以从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疏解《定性书》，会讲于京师，分作四层：“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计吏俱在京，咸会于象房所，约五千余人。罗近溪、耿天台、周都峰，徐龙湾并参讲席，莫不饱饫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