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如果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官德的腐败。这种腐败和单纯的经济腐败相比，具有更大的危害，它不仅导致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且会从组织上、声誉上败坏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并可能由此衍生更多的不良现象。目前，官德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2012年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将首次考察德行。

“官德”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而政治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因为没有哪一种职业道德像“官德”这样涉及到运用国家权力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问题。 　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办事公办，一视同仁，惩恶扬善，救危助困等；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即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如遵纪守法，诚实无私，廉洁自律，不谋私利等。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官员违法行径背后透露出的“官德”缺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于官员而言，知耻而后能治。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如果丧德失耻，不仅仅是造成一时一地的不公，这种风气还会像瘟疫一样蔓延，甚至动摇法治制度体系。一些官员的失德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短板”。

“官德”优劣关系到领导干部能否健康成长。

在德与才的关系中，德是前提，制约着才的发挥方向和发挥程度。因此有人对干部作了这样的形象比喻：德才兼备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只有把做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于推动事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才会做到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奋发进取，无论官大官小，心系一方百姓，也唯其如此，才能获得持久不竭的前进动力，从而得以不断地健康成长。

如果不讲修德，只想做官，这样的人往往急功近得，不顾民情，不讲实际，一味追求显型政绩、轰动效应，甚至会为求官而不择手段，走到投机钻营的邪路上去。这样的人一时也许能做官，但纸里包不住火，最终还是得丢官。

“官德”优劣往往会对其部属甚至一方群众起到很强的示范导向作用，从而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党风、政风甚至民风向积极或消极方面转化。

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处于领导地位，手中握有权力，是党的形象代言人，其“官德”修养不但是个人立身的根本，而且也是党的党性党风的直接载体，也是感召他人、影响大众的最有效的力量。相反，“官德”有问题的官员，其危害不可估量。

人类历史表明，官德之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之于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确有千钧之重；而一切伟大人物和杰出之士，无不注重、倡导和践行社会所要求的官德。

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主张国王应是哲学家，即实行“哲学王”治理，极力倡导“贤人政治”。

古罗马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执政官和保民官的塔西陀曾断言：“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先圣孔子终生主张“仁政”和“德政”，坚持传扬“为政以德”。孔子曾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人君先正其身，而后乃行其令。”

毛泽东教导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把传统官德马克思主义化和时代化，留下了富有创造性的十分丰富的社会主义官德思想。

“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 　在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一些官员的法治观念不但没有增强，权力意识却恣意膨胀。近几年，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结果因言获罪的事例不在少数。不只是普通民众，一些媒体记者也常常遭到握有公权力官员的强力“阻截”。 　有的官员自以为当了领导，就能为所欲为、呼风唤雨欺压百姓。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反对声音，容不得不同意见，为一己私利，逞一时之气，竟然是非不分，置法律于不顾，甚至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此外，一些官员为摆脱情妇纠缠进而行凶杀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有的领导干部掌权为己，贪婪无度，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就习惯了。 　不少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对权力既崇拜，又缺乏安全感；既渴望拥有权力，又害怕失去权力。一些干部甚至认为，人生不过是组织部门的一张纸，风乍起飘向何方，自己无法掌握。为了让仕途顺利，一些干部开始讲风水、寻大师、求神拜佛。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一些干部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一些急需政绩的干部，将升迁希望寄托在政绩工程和数字游戏中。一些官员出于现实利益考量，欺上瞒下竟然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生存秘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强权政治、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促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

观察今天的部分官员，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信仰缺失；

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部分官员不是奉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是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肆进行权钱交易；

在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上，部分官员借口“大气候不好”，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

在形象问题上，部分干部形式主义严重，拜金主义和霸权思想让他们时刻不忘作威作福。

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该法从上至总统，下至最低一级的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意大利也在十年前出台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作了指导性的规定。

2009年5月，英国下议院爆出“报销门”丑闻，多名议员因此断送政治生命，从政将满三十年的老议长黯然去职。英国主流媒体总结这起议员集体失德惨剧的教训时提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外部制度监督，建立更加完善透明的制度监督规范；必须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强化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平台的职能。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核心是加强其自身修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规矩扛得住诱惑，分清良莠谨慎交友，切实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切实管住自己的手、腿、嘴。特别是无人监督的时候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能降低做官做人的标准，否则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官德”的养成，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机制。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反腐体制机制，通过制度约束权力；另一方面，要发挥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切实让公共权力“公开透明”；此外，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完善官德考评体系，让讲官德的干部得到褒奖，让失官德的干部得到追究。

健全的行政人格产生于服务型的行政模式，摒弃了官本位而着眼于人本位，摒弃权力本位而转向能力本位，强调行政人的责任意识，着眼于公共权力重新回归社会。

建构健全的行政人格，必须辅以先进的制度建设和行政文化建设。制度设计必须突出人的能力，加强社会民众的公共参与，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督促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促进行政监督的多元化。只有更加透明的程序规范，更加严格的政府信息与官员财产披露制度，更加严密的监督问责制度以及更加健康的公众监督，才能确保各种权力丑态无所遁形。

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全会以来，中央空前重视官德问题，不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201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已经启动。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人表示，新一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标志着，德行的考察已经纳入了公务员招考的标准。而对于“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应机械理解为德行考察只包括政治品德、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三项。实际上，公务员的德行有更广泛的内容，比如个人品行、职业道德、生活作风等，都应当纳入德行考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