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广播在现代思想文化宣传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1935年10月末，日本侵略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殖民政策，建立了严格管辖我国东北新闻、通讯的机构——“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再次强化其新闻通讯机构，使之为侵华战争政策服务。1941年根据《国通社法》、《新闻法》、《记者法》，建立起改组的新的“满洲国通讯社”，由日本侵略者全部垄断新闻通讯事业。在报纸的出刊与发行上，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这就是《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合并了18家报社；《
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社。1944年5月，随着战局的发展，《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九·一八”事变前，刚刚着手建立的东北广播事业，在炮火中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九·一八”事变后，全东北的广播均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截至1941年，伪满有18个广播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十分薄弱的出版事业，同样也在一开始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日伪很重视对出版事业的“统制”。“九·一八”事变后在打击中华民族出版事业的同时，加紧建立由日伪直接控制的出版机构。1937年3月29日，伪满洲国建立了
满洲图书股份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出版发行和销售伪满学校课本、所谓“国策”图书和其他有利于宣扬建国精神之书籍。1939年，建立伪书籍发行股份公司，进一步把东北图书发行、图书进出口工作垄断起来，同时，也协助伪政府有关文化统治机构从事图书出版审查工作。1943年建立了伪“出版协会”，这一组织把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都控制起来，其中的出版计划委员会，负责全东北图书审查和批准出版事宜；生产发行委员会，统辖全东北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在这种集中“统制”之下，就连稍与战争空气不协调的娱乐性出版物，也都被禁绝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电影的作用也极为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抵制中国抗日、排日影片进入东北，同时大量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宣传殖民侵略政策。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结了关东军、满铁、伪政府、协和会等各方面的文化宣传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1937年8月21日，建立了由满铁和伪政府共同投资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垄断了我国东北的电影事业，包括摄制、发行、管理进出口影片等方面。1942年，伪满政府又决定把各地电影院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交给满映。满映的权势更加扩大，完全独霸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文艺部门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在东北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较深。因此，日本侵略者在控制这个部门上，颇费周折。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备院弘报处提出的《文艺指导纲要》，它成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反动纲领。《纲要》第一条就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其反动实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纮一宇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伪满文艺，乃是日本殖民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东西。
如果说，1933年《满洲经济建设纲要》的制订，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实行全面“统制”的开始，那么《文艺指导纲要》的发布，则标志着日伪统治者在把全东北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这个“纲要”，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拼凑适应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一方面加紧限制言论自田。在伪弘报处的领导下，伪满的文艺组织普遍进行了改组，先后建立起伪“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美术家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拼凑了伪“工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作曲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徘句①（①徘句，日本诗体一种，由5、7、5共17字组成。）家协会”等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由日本侵略者所主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在弘报处的指挥下，各地各种名目繁多的文艺团体纷纷出笼在侵略战争日趋失败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允满着浓厚的杀气腾腾的战争气氛。“牡丹江文艺家协会”，会长是牡丹江省副省长(日本人)；副会长有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中国人；顾问共5人，全是日本人，其中包括日本驻牡丹江领事、铁道局长、宪兵队长、特务机关长和商工会会长。齐齐哈尔“艺文报国会”领导机构有31人，全部由日本人组成。顾问是伪黑龙江省日本人副省长、日本人铁道局长、日本人副市长。至于伪满的文化宣传机构，更是由军国主义分子中的骨干所把持。如日本战败前夕，“满映”理事长和“满洲艺文协会”会长，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甘粕正彦；“
满洲弘报协会”理事长高柳保太郎，原是日本陆军中将、满铁顾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夕，这种军事管辖文艺的组织，到处出现。那时文艺作者的创作计划都要送到弘报处去审查，或存档备案。
1942年，日本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条英机特地跑到会上打气，日本情报局次长、陆军省部长、海军省报道部科长等人都在大会上发言，极力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伪满政府日本殖民当权者也参加了大会，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1943年，伪满政府召开“决战文艺家大会”，贯彻“东京会议”的精神，动员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关东军报道部部长长谷川宇一在大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文艺家彻底为侵略战争而写作，提出什么文艺要“先行”，作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这个期间，有不少日籍伪满作家，被征召到关东军报道部，充当“报道队员”，到前线或兵营去采访，为日益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做最后的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