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夫（1872一1942）原名殿康，后改名润，盐城县宋村（今市郊区秦南镇）人。爱国民主人士幼失双亲，由伯父宋翰西抚养成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淮安考中秀才，名列榜筲。后又考入南京宁属师范，钻研新学。毕业后，回盐创办基点小学堂，积极宣传革新。1906年，考入南京宁属师范，开始接触新思想。“五·四”运动时，《作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文，抨击北洋军阀，提倡救国爱国。

宣统二年（1910），宋泽夫发起成立盐城西南乡自治会，团结地方志士，声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民国元年（1912）民国成立，宋任国民党盐城支部长。民国2年初，盐阜一带盗匪猖獗，宋出任盐城清乡分局副办，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坚决镇压，一时土匪匿迹。是年3月，宋教仁遇害，他书写“杀不尽宋渔父（宋教仁的笔名），忙坏了曹阿瞒（指袁世凯）”的挽联，揭露袁世凯的窃国擅权罪恶，为此，遭反动当局通缉。民国7年，任县劝学所所长，热衷于兴办教育事业。“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他写《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罪行。呼吁爱国救国，反对复古奴化，提倡白话文，主张男女同学，推动盐阜区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民国13年，在家乡宋村创办亭湖中学，自任董事长。孙中山逝世后，他书挽联“渔父在天，忽逢知己；列宁死后，几见斯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新公报》上发表题为《青天白日哪里去了》一文，无情嘲讽“青天白日”乃是“乌天黑日”。他还在国民党“双十节”那天发表《国丧》一文，公开把“国庆”斥之为“国丧”，指出“中华民国除掉这块金字招牌，什么可庆的事体都寻不着”。

民国22年3月，他作《聪明亡国》一文，讽刺蒋介石的所谓“北上”、“抗日”，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亡则已，亡必亡于聪明人。”他多次遭到反动当局明文通缉和特务暗算,但丝毫不退让，始终以“头可杀，不可磕；腿可断，不可屈”的誓言自律。

民国27年，宋出任盐城县抗日同盟会会长。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历任盐城县中学副校长、盐城中教救国会会长、盐城县参议会参议长、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他与陈毅等一见如故，深信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的希望。陈毅曾称他为“苏北的鲁迅”。

民国29年夏，日、伪军“扫荡”盐阜区，他毅然返回宋村，发动抗日锄奸、反伪化，并预嘱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以示抗日之决心和民族气节。

民国31年3月18日，他被驻秦南仓日、伪军所俘，昂首挺胸，大义凛然。敌人问他:“你为什么帮助新四军?”他慷慨陈辞，因为新四军为我们抗战，为我们锄奸，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并当场大骂日本军无辜侵我中华，痛斥周围汉奸助纣为虐。敌人对他施以严刑拷打，他以绝食进行斗争。同年4月6日，他被日军押往泰州敌司令部，日军司令南甫襄吉与汪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对其施行软化政策，劝他任伪盐城县县长，许其子任伪县立中学校长。他立即拒绝:“我不干，我的儿子也不会干。”敌人无奈，又把他押回盐城，软禁在亮月街“安民会”里，继续用高官厚禄引诱。敌人送来金钱，他不屑一顾；送来苏北行营高等顾问的聘书，他当即撕得粉碎。他在笔记中写道:“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的意志绝不为之动摇，我的毅力绝不为之消失。”后在中共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营救下，乘隙脱险。出狱后，他忍着伤痛，伏案撰写《被俘记》，重新整理《呆子吟》，揭露日、伪军的无耻行径。

民国31年10月，因伤痛复发，移住时杨庄静养。有来探视者，必叮咛告诫:“一条路，共产党。”直至病危弥留之际，仍猛击板壁频呼:“抗日。杀汉奸。”

同年12月10日逝世。宋泽夫逝世后，党和政府为其隆重召开追悼会。《盐阜报》发表社论，高度赞扬宋泽夫维护正义、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憎分明、刚直不阿的高尚风格。为纪念宋泽夫，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宋泽夫纪念碑，募集宋泽夫奖学金，编纂宋泽夫遗著。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公开发表《青天白日到哪里去了》《国丧》等文章，鞭答国民党的对外不抵抗、对内迫害人民的反动政策。抗日战命爆发后，迎接抵达盐阜区的新四军，出任盐城临时参议会议长，多次受陈毅的邀请共商抗日救国大事。1941年盐城被敌占领后，仍坚持抗日活动。1942年3月18日，被日军逮捕，力拒诱降，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可贵气节。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将其营救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