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斐如(1903-1947)，出生在台南县一个农户之家。1945年11月，担任了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育体系。

在军阀横行的日子，他们的言论触犯了卖国统治者的利益。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宋斐如常常搬家。每到一地，他总是伏案疾书，为《京报》《成报》写稿，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无情揭露。与亲朋一起他亦多纵论国事，倾谈革命道理。

1929年，被迫解甲归田的冯玉祥将军“隐居”泰山。宋斐如敬佩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冯将军，而冯将军有强烈的读书愿望。经陈豹隐推荐，宋斐如来到了泰山，一直到1935年，为冯将军组织了泰山的两次读书活动。在此期间，宋斐如先后邀请著名进步学者为冯将军授课。宋斐如和赖亚力先后担任了冯将军的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他们有计划地安排了冯将军的读书活动。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原理”、“政治学概论”、“辩证唯物主义”、“国际政治”、“古典文学”及数理化、史地等。宋斐如亲自为冯将军讲授经济学、日语及介绍日本国情。冯将军是每课必到，冯夫人李德全及一些部属也都是课堂上的“学生”。在宋斐如和大家的努力下，泰山的读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正像他们所说：“立原祠下人才济济，普照寺旁是学府。”几年的读书活动，对日后冯将军倾向革命、积极抗日作用甚大。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刘思慕（刘燧元）因把有关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绝密计划交给共产国际而遭到特务追捕。他从上海、苏州到太原、天津、济南，最后来到泰山脚下，找到了宋斐如。宋斐如深知冯将军尊敬有学问的人，对抗日进步人士更是关怀备至。于是他毅然把自己挚友的情况告诉了冯将军，请求他相助。冯将军欣然应允。果然冯、刘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洽。但不久，风声越来越紧，宋斐如、刘思慕考虑再三，认为长留泰山终非上策，对冯将军亦无好处。冯将军听取了俩人的意见，作了妥善的安排，派冯夫人的弟弟李连海化装护送刘思慕下山。

“九·一八”事变后，宋斐如毅然辞去了北大的教职，到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处任职。他随同冯将军一道赴张家口，与抗日志士讨论抗日形势，商谈抗日大计，主办《抗日救国》刊物，唤起民众，奋起抗日。1933年，冯玉祥与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共产党支持下，联合抗日救国军、东北义勇军、蒙汉进步力量、平津爱国学生，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一举收复了沽源、多伦等4个县，军威大振，民心大慰。

1932年，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联”派出所谓调查团来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出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丑恶目的，由李顿所率领的调查团歪曲日本强盗侵占中国国土的事实真相，反而污蔑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要中国人民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合法地位。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宋斐如和张勃川针对李顿的所谓调查报告书，与冯将军多次分析、讨论，书写了《国际调查团李顿爵士报告书批判》，逐一驳斥了报告书的歪理，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

宋斐如跟随冯玉祥将军多年，1938年，冯将军在任军委副委员长时，宋斐如、张铁生、张凌青、赖亚力、老舍、刘思慕等经常聚会福膏堂，为冯将军筹划、草拟宣传文字，组织时事座谈会，分析抗日形势。为了抗日，他们不辞辛苦，竭尽全力。

抗战前夕，宋斐如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大研究院深造，更清楚地了解了日本国情。在八年抗战期间，宋斐如满腔热情，为发动民众，宣传抗日，而四处奔忙。宋斐如在汉口创办《日本》半月刊，后迁。沦陷后，全国各地的文化界、知识界人士云集桂林。宋斐如也离开到桂林，暂时中断了他主办的《日本》的出版工作。《广西日报》社社长仰慕宋斐如的才能，尤其钦佩他致力于抗日救国的热忱，遂聘请他当了《广西日报》社的总主笔。宋斐如走到哪里，就宣传抗日到哪里。在桂林，他的笔锋直戳日寇，宣传抗战必胜，深得同仁的信赖与好评。

1941年，宋斐如又随着逃难的人群到了重庆。他临时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但仍念念不忘抗日宣传。几经曲折，《日本》终于复刊，对宣传抗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宋斐如离台近20载，如今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飞回故乡。当时，他那刚出生的孩子还未满月，但他全然不顾，自己先走，妻儿随后。临走前，他还特意交代区严华别忘了带上他俩结婚时朋友同事送的礼物。这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块40厘米见方的白绸布，上面画着一枝梅花，书有：“勿忘台南开元寺的古梅。”这是朋友同事对他俩的鼓励、期望与嘱托。

宋斐如决心致力于家乡的文教事业，尽快恢复民族教育。1945年11月，他担任了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育体系。

宋斐如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