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传典(1875—1930) 又名化忠，字徽五，山东青州莲花盆乡宋旺庄人。民国时期曾担任北洋政府青州议会议长，是近代山东著名实业家、政客。

宋传典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其父宋光旭给村里放羊，兼做面食小生意，给地主当客户，类似于长工，后来以打短工、推小车为生。1887 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到了青州传教，宋光旭到城里卖饼时结识了英国传教士库寿宁，从而信奉了基督教，于1891年正式领受了浸礼加入了该教。宋光旭人教后不再打短工，到哥罗培真书院（即广德书院）做了炊事员，随后又转为书院大门看守。这个书院是个中学程度的住宿学校，广泛吸收各村乡塾的学生。宋传典作为教徒之子，先在魏南庄的乡塾读书，毕业后到哥罗培真学院读书。

宋传典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库寿宁牧师的喜爱，于是，库寿宁牧师夫妇二人常利用课余时间在家中教宋传典学习英语。

宋传典在青州哥罗培真书院中学毕业后，考入教会在潍县设立的广文大学，毕业后，广文大学并入了齐鲁大学，原址办起了广文中学，经库寿宁推荐到广文中学教书。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严守清在驻防营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传典教英语和算术。1905 年，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兴学校后，益都(青州府所在地)知县李祖年在东关创办了高等小学，聘请他为校长。青州府还创办了官立中学，也聘请他为西学教员，他只好让他的同学刘銮代替他到海岱学院任教，这时他被选为益都县教育会会长。

1908年库寿宁回国。临行前，他将自己在青州创办管理的花边工艺工坊交给宋传典打理。宋传典与教友孙思吉、苑景涛、贾星垣四人集资500吊制钱成立了德昌花边庄，称“宋传典公司”，在教会院中( 今民生大街、益都印刷厂)的几间房内经营花边业务。他们用“宋传典公司”的名义和英国通信。当时英美妇女梳起头发以后，再蒙上一层与头发颜色相同的发网，以免头.发披散。该项发网机器不容易制造，英美商人鉴于中国有大量闲散的劳动力，便将发网寄来中国，在中国利用妇女的廉价劳动力，用手工钩织成发网后，再送英美市场。“宋传典公司” 便在花边的基础上兼营发网。发网由外国商人寄给他，由他按照规定找人编织。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便可以应付，后来接触的外商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盈利很多。于是，他辞去了校长职务,专营花边、发网生意，还在青州估衣市街购买土地建房，成立了专门的工厂和门市部。这时宋传典的弟弟宋勋臣也在烟台设立了德昌花边庄，兼办发网、花边出口业务。1921年，宋传典在城里万寿宫街，花费千余万元，建立了德昌大楼(现青州烟厂西院的西北角处)。他雇佣了女工600余人，男工300余人。从建立德昌花边厂仅十余年时间，他在益都的工人从四五个人发展到千余人。厂外的零工散工有500多人。宋传典在经营德昌发网的同时，还设立了德昌福钱庄、志和钱庄，出土票做兑汇，为发网庄服务;宋传典在厂外用的散工也不断增加，附近的寿光、昌乐、临朐等县都有织花边和发网的散工。他弟弟在烟台附近一些县也广用散工。1923 年仅益都一地就出口发网30万捆，每捆12打，即144个，一年获利30万元。

宋传典在开始做发网的时候，需要到他处染上颜色，为了扩大经营利润，便研究如何将发网染制。但外国人的头发与中国人的头发在颜色上有很大的差别，他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掌握了一套退色染发的技术，能把中国的黑发退色，再染成红、白、蓝、黄各种颜色。这样，获利就更多了。随后，他设立了德昌永号，有20余名工人，以染发网为主，兼制肥皂。与此同时，宋传典还建立了德昌福缫丝厂，有300多名工人，在本县和临朐等县收购蚕茧，缫丝出口，年产丝三四十箱。1920 年，宋传典在济南、上海、天津、烟台、青岛、潍县、高密等地设立了分厂分号。在济南还设立了一个地毯厂，从德国购买了纺毛机器两架，自制各种毛线。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宋传典还在青州倡导办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茂花栈等商号，那时，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

宋传典的成功，还在于他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德昌花边厂的大楼中，他雇有检验质量的工人300人，检验发网的质量特别严格。每个检验工面前有一个圆形的电灯，将发网套在上面，灯一照，所结的扣、结、边便清清楚楚了。由于质量要求严格，所以货到外国没有退回来的，因此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

宋传典成功后，也想在政界发展，当时，正逢民国选举议员，之际，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省议会议长。民国初年的选举大权还主要操纵在士绅、大族、富商和教育承办人手中，而且由于制度不健全，贿选之风甚浓。一是假造选民名单。二是候选人要出资才有资格。三是派系操纵。第三次议会选举时，在山东操纵选举的主要是张公制派和王鸿一派。在青州竞选县议长的主要有以宋传典为首的绅派和以陈鸾书为首的商派。宋传典得到了张公制的支持，他给张公制派2万元，作为部分议员的点染之用，于是于1922年宋传典当选为青州议会的议长。1923 年初进行省议会议长复选，田中玉督鲁山东，采取了拉王拆张策略，想控制青州的复选，于是派胶县人高剑泉到青州参选，高剑泉出价每张选票1000元，但条件是听他的吩咐，叫你写谁，你就写谁。张公制就发动了省立十中和益都劝学所长所办的五所讲习班的学员一起去捣乱，使这次选举流产，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将选举地点由青州改为博山。到选举前的一个月，田中玉出价收买议员，最高哄抬到3000元。要当选省议长，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因而没有钱的人就不敢承接候选人了。竞选议长的条件已经不是“资望”，而是“资本”了。谁最有钱，谁肯出钱，谁就最有希望当选。在这次选举中，田中玉的“天坛”派采取了高价收买策略，王鸿一的“民智”派和王采廷的“平民”社都感到没有办法，于是张公制代表“ 诚社”与“民智”派、“平民”派商定，拉宋传典出面竞选议长。宋传典是个非常会算计的人，他原想小破大发，大家劝宋传典把钱早日拿出，向议员点染，可以省一点。但是宋传典怕浪费了钱，再得不到如愿的结果，所以迟迟不拿。直到竞选的前几天，事情紧急，宋传典不得已，才拿出大批的钱连夜四处拉拢，才把票额固定下来，占取了大多数。到了选举的前一天，田中玉知道“天坛”派不能取得多数了，便派出许多便衣军警包围了议会，只允许在中指，上系着白线做暗记的御用派议员人场，其余一概不准进去。在这样的暴力压迫下，反对田中玉的各派一诚社、 民智社、平民社的议员均到顺贡街诚社办公地点集合。王采廷献策，要大家各持议员证书，列队前往。这时便衣军警进入会场，御用议员捣毁了票箱，当天投票没有成功，使这次选举流产。此后王鸿一等人曾多次组织选举，都被御用议员捣散。这个时候，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失败，熊炳琦调任山东省长，田中玉只管军事，不得管政事，也就不能再过问议会之事了。

熊炳琦过问议会选举之事后，大家又活跃起来。这时，兖州议员李天一等控告上次选举不公，法院判上告胜诉，原选举推翻。兖州重选，原当选的“天坛”派议员张次纬、高锡候落选，李天一等重新当选，于是，“天坛”派无形解散。平民社副议长.候选人王采廷看到议长选举搁浅已久，内部又闹不团结，表示不愿意参加竞选。于是，诚社、民智社、平民社三派便串联起来，推选杜尚竞选副议长，条件是共同倒田中玉，同时承担王采廷已付出的竞选代价。诚社又把议长候选人确定为宋传典。这次选举顺利进行，宋传典当选为议长，杜尚、陈鸾书当选为副议长，田中玉彻底失败。

宋传典当选为议长后，即脱离诚社另组“中社”，把故旧朋友作为中社的班底，主要成员有青州人钟绍武、李习五和议员李慎五、赵仲如、庄士一、孙鲁泉等。他依靠他的故旧朋友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确实为山东人民做出一定贡献。

1920年山东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第二年又接着闹水灾，英美驻济南的领事和几个传教士以及中国买办组成了“华洋义赈救济会”，曾在鲁西北各县利用灾民的廉价劳动力，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几百里的汽车路。宋传典当上议长以后，便自己出资5万元，又从议员中收集了10万元，共计15万元，开办了由东昌府到武定府(今惠民)的汽车公司，总公司设在禹城，每天有车去东昌，中经高唐、博平。由高唐还有一条支路去临清,从聊城一条支路去阳谷，也有车由禹城往东经临邑、商河到惠民。由禹城到聊城200华里，每人票价4元。由禹城到惠民240华里，票价4.8元。平均每10华里车费2角。当时宋传典由美国购进道奇牌中型轿车6辆，飞得路大型公共汽车9辆。道奇车是软席座位，车内两排可以乘坐8人，如果与司机同排坐，可以坐9人，专供包车用。只要有人出36元，即可以由禹城开到聊城-一次。当时商旅很多，这几部小轿车时常供不应求。飞得 路的公共汽车可以.坐21人，每日按时对开。公司在沿途设有招待所,供旅客休息、吃饭。所以汽车公司效益很好，每星期都有专人把款解到济南总管账，最多可达五六千元，有时甚至万元。后来张宗昌来山东打仗，将公司的汽车和司机强行调用，最后只剩下了7辆破车可以行驶，由省政府改组为鲁北汽车公司。生意没法做了，宋传典看到山东的经营不好做，就逐渐把资金转到了天津，组织了德昌贸易公司，也经营各种汽车。

1925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败北下野，校长高恩洪也被逼去职。私立青岛大学出现无人负责的情况，濒于倒闭。

为此，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维持残局。此时，学校经费无着，教师辞职的不少，学生也走了很多。奉系军阀得势后，张宗昌担任了山东都督，温树德任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是一介武夫，对教育事业缺乏热情，他多次提出恢复兵营继续驻兵，但遭到宋传典抵制，学校在苟延残喘中继续上课。1925 年以后，私立青岛大学再未招生。

1928年春，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山东，4月30日奉系张宗昌率部撤出济南，宋传典逃往天津。归顺到国民党下的山东省政府以“附逆”罪名下令通缉宋传典，并没收其益都、济南两地60万元资产。宋传典自身难保，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来源断绝，只好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

宋传典逃往天津后，又很快逃至上海，躲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他到上海后，各界人士为他具呈申诉，代为洗冤。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受各界人士的委托运动了国民党显贵王正廷、孔祥熙，王、孔二人做了南京政府许多工作，才撤销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1930年1月23日，当宋传典接到这个消息以后，过度兴奋，得脑溢血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