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市锦江区的古卧龙桥街往东，到走马街的这一段314米长的街道，就是学道街。学道街的得名，源自于清代设在这条街上的“提督学院衙门”。

衙门

根据清朝的规定，学道只能由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学道每省一人，隶属中央，不是地方总督或巡抚的属官，这是为了防止地方上在科举考试中徇私而设置的。各省的总督或巡抚不能决定提督学政的人选，连保举推荐都是不可能的。而官衔里的‘钦命’头衔，就有钦差的性质。”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里，一般的读书人要经过乡试和会试以及会试后的殿试三级，才能最终确定名次，进入官员体系。但在参加乡试之前，考试的学子要先取得“生员”的资格。清代，童生要考取生员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资格。这三级考试里面，院试由学道主持，院试过了以后才能被称为秀才。

在学道街的西段，原来还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县的学子在通过了县试之后就在此进行府试，府试通过之后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不过，院试并非是学生到省会来考，而是学政下到州县对州县生员进行复试。”

在学道街的东端，有一个宪历局，每年全省的历书都是在这里印刷发行的，州县各地只能根据宪历局的历书进行翻刻印卖。“古代的历书都是由朝廷指定钦天监推算编制的，其他机构没有资格印刷。”虽然宪历局不大，但是这刻印二字则表明了学道街的另一个身份：刻印书铺一条街。

由于学道街这个特殊的文化氛围，在清朝的湖广填四川浪潮中，一批从江西来到成都的，以刻书为业的书商和刻书工匠，从乾隆年间开始，陆续在这条路上开设书铺，刻印并发售书籍。“因为书铺名字里多带有‘经’‘元’字，比如‘肇经堂’啊‘玉元堂’啊，所以又被合称为‘经元八大家’。”

“到了清朝末年，学道街和相邻的青石桥街、古卧龙桥街一带的书铺有四五十家，有的做刻印，有的专门贩卖，可以说是清代整个西南地区书籍的业务中心。”

在学道街上，有成都最著名的民营木刻版书铺“志古堂”。志古堂是四川著名的学者型书商周达三主持的晚清第一书坊，解放后才关门歇业。锦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锦江街巷（中卷）》里，收录了一篇《印出来的学道街》，文中提到，志古堂是学道街上原来的三家老店合并而成的，周达三精通业务，熟悉四库书目，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蜀刻专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拨银三百余两，由志古堂负责刻印《说文解字》，成书印刷精美，字迹清晰，存古堂在印刷业内的名声也更胜一筹。

这条街上，还有当时最大的官办木刻版书铺“存古书局”。1884年，学道街上海出现了新式的铅版书商“二酉山房”。二酉山房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实业家樊孔周创办的，里面还设有免费读书的地方。与传统木刻书相比，二酉山房还销售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新式书籍，比如《天演论》《民约论》等，樊孔周还在卧龙街上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四川从此告别了传统手工木刻印刷。

在四川本土书商以外，从上海进入成都发行“洋版”书籍的商务印刷馆、中华书籍也在学道街附近开店，贩卖新书。学道街是成都历史上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就坐落于此，在1935年7月以前，它被称为四川省工业学堂。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占地约20亩，接收了四川省立工学院遗留的全部房舍与教学设备。除了拥有20匹马力的瓦斯机和十几台机床的实习工厂，还有一个综合模型馆，其中陈列着各种典型机构、冶金标本，以及各专科课程的演示教具仪器，内容丰富，全是从国外买来的。

“大同中学”也曾坐落于学道街，后来迁到茶店子，变成了成都20中学。1938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学道街不仅仅有学校，还有书社。成都的旧书业相当发达，早在清末时期就已发展成图书发行业中的专门部分。清末成都学道街有专营旧书店十多家，东大街、盐市口附近有旧书摊数十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旧书业达到巅峰，西玉龙及附近玉桥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古旧书籍一条街，加上青石桥街等处共计旧书店不下一百家。成都市学道街曾是清代四川最高教育机构所在地，亦是成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