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堂是一个公元195年左右由刘表在襄阳创立的学堂。刘表是公元190年到襄阳，但不会一开始就建学业堂。当他在襄阳站稳脚跟后，才可能兴办教育。因此，学业堂的兴建大约应该在公元195年左右。

“襄阳城南，有座学业堂……”央视频道和襄阳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襄阳好风日》，其中就提到了学业堂。

在纪录片中，襄樊学院叶教授是这样讲述学业堂的：“当时，学业堂的档次非常高，它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全国最高学府。全国的很多图书典籍都集中于此，很多大儒都在这里讲课……”而开创这一局面的，正是刘表。

刘表是儒生出身，所以对教育十分重视。学业堂建成后，他聘请大批名士如司马徽、宋忠等当教师，还亲自编撰古文经学教材，对古文经学的光大起到很大作用。当然，此时的襄阳不仅仅只有一个学业堂。学业堂是官学，除了官学，私学也兴盛，使得襄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南来北往的名士鸿儒才纷纷涌向荆州(这里荆州指治所襄阳)，史书载“盖有千数”。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王粲《英雄记》曰：“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亦作宋衷)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刘表设立的官学规模宏大，讲授的儒士有三百余人，《刘镇南碑》记载说“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那么，当年的学业堂究竟在什么位置呢。晋宏忠教授推断，根据史料记载，应该在今南湖宾馆一带。这与乾隆《襄阳府志》记载的“城南二里”也似乎吻合。南湖宾馆依水而建，北靠城墙，南面是西南诸峰。山、水、城相围绕，的确是读书的好去处。只可惜，因年代久远，这一带居民并不知道这里曾经还有一座影响全国的学业堂。

唐长孺先生将荆州州学与洛阳太学进行一番比较后认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校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是“效法洛阳太学而设置的乃是全国唯一的官学”。襄阳市的文史研究者认为，刘表此举在当时的荆州乃至全国都前所未有，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荆州官学在修订经书、重新编订官学教材的同时，还搜集大量图书。《刘镇南碑》云：“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古典坟集，充满州闾。”董卓之乱时，洛阳官府藏书全部毁灭。官学收集的图书加上南来荆州的儒士们携带的私人藏书无疑使荆州的藏书位居全国之冠。刘琮降附曹操后，这批珍贵的图书为曹操转运至邺。荆州官学保存、搜集、整理的这批文化典籍，致使“丧乱中经籍不遂泯绝。”

当然，荆州官学的设立，无疑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荆州学派的很多成员后来成为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政权中的骨干，如曹魏政权中的刘廙、傅巽、徐庶、王粲等；蜀汉政权中的庞统、诸葛亮、尹默等；孙权政权中的潘浚等。他们在三国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对后世政治思想文化

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此，北方大批人民来此避难，其中仅来自北方的士人就有几千人，“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一时间，荆州城里，名士云集，豪杰荟萃。刘表给这些读书人以优惠政策，经济上接济、政治上录用，使之成为他治理荆州的社会基础。同时，发挥他们的文化优势，恢复州立官学，加强儒家思想教化以稳定人心。“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荆州学派，进而使襄阳成为东汉末年的学术中心。

关于荆州官学的具体位置，史料失去了记载。有学者认为“学业堂”可能就是荆州官学。关于学业堂，记载较早的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该书卷八十二“学业堂”条载：“孔明读书之所，谓之学业堂，在江之南。”明万历《襄阳府志》对位置说的较为具体：“学业堂，遗址在城南二里。诸葛亮在此求学。”清代鲁之裕修《湖北下荆南道志》卷六《胜迹》：“学业堂，城南二里，诸葛武侯读书处。”稍晚的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载：“学业堂，城南二里。传为汉诸葛武侯读书处，今废。”作为官学经师的司马徽后来力荐孔明、庞统，应该是在二人学习期间慧眼识才的。

当然，荆州当时除了官学，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也开私学授徒，学业堂也可能为私学之所。但不管如何，都可以这样认为，卧龙、凤雏等人正是因为在汉末荆州城浓厚的学术传统里侵淫，才有了满腹经纶之才、经天纬地之能。

汉代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官学主要为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分经讲授。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政府普遍设学，但此制度并未切实贯彻。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起，朝纲紊乱，太学及地方官学更是名存实亡。刘表打破了东汉官学体制，不仅在荆州设置学校，而且学校建制模拟太学，古今史家均给予积极评价。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尽管东汉时古文经传习日益流行，但没有取得官学地位。荆州官学中，宋衷(亦作宋忠)、司马徽等人讲授古文经学，他们不仅确立了古文经在荆州官学中的地位，而且发扬了古文经简明求实，注重义理的学风。唐长孺先生经考证，认为刘表开立学宫“也不妨说为古文《易》立于学宫之始”。刘表还命“纂毋闿、宋忠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他们对经书进行删繁就简的改造，“删划浮辞，芟除烦重”，即有抹杀旧作，自立新规之意，这就是所谓“后定”。史家据此认为，“荆州官学中形成以宋忠为首的继承逵、马融以名实为主要内容的与以北方幽州为中心的郑玄学派相抗衡的新的学派——荆州学派”，从而繁荣了学术文化。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刘表病逝，荆州瓦解，官学也旋即解体，襄阳被魏国占领。但晋宏忠认为，以曹操的个性、气度而言，不致毁掉学业堂。羊祜杜预镇守襄阳时也应会保留学业堂。因此，学业堂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毁于战乱。

襄阳城南有座学业堂，诸葛亮曾在此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