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6年，后收录于小说集《彷徨》中。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魏连殳被众人视为异端，并在祖母大殓时受到众人联手的压制和逼迫，他是孤独的。第二部分，他傲世蔑俗、孑然独立，却有着一副同情弱者、希望未来的热心肠。可是，当他对儿童的希望被唆使儿童贪占抢夺的现实击碎后，他陷入了茫然失望的孤独。第三部分，失业和众人的歧视将他推向更凄凉的孤独。而他谈祖母，谈“独头茧”似的人生态度时，显露出他内心深处更沉重更顽固的孤独。第四部分，为活下去，他走上了一条违背意愿的路，而新的一切连同自己的选择都令人反感、令人憎恶，于是他仍然孤独，而且是一种带着绝望的痛苦和报复的快意的孤独。第五部分，他入俗玩世，胡闹自戕，作践别人，毁掉自己，是一种更惨痛、更绝望、更彻底的孤独。死亡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孤独者》创作于1925年9到10月之间，收入1926年出版的小说集《彷徨》。

创作这篇小说时，正值五四落潮，鲁迅苦闷、犹豫，自己说“颓唐得很”。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居所，受此事影响，鲁迅的健康恶化，肺病复发，数月方愈。1925年因支持北京女子师大学潮而遭到反动派打压和围攻，段祺瑞执政府解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务。生存环境的艰难、亲情的恶变和疾病的折磨，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闷之中。更令鲁迅感到苦闷的是，他曾信任和帮助的青年，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私利，有的与鲁迅冷淡疏远，有的则站在了对立面与其为敌。这一切使鲁迅变得更加多疑、孤独和绝望，对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这篇作品是他对人生困境和出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追问。

魏连殳

魏连殳是一个“学新学，走异路”的知识分子。虽然黑暗的时代使他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逼窄，虽然他对生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然而他还在积极地探寻人生的意义，为了自己和朋友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对房东的孩子也还发自内心地喜欢，只要看到他们，阳光便会照进他的心灵和他的生活，就会驱除弥漫在身边的浓重的“冷气”。他虽然高傲，但与环境也会暂时地妥协，祖母去世他同意宗族的安排，他“像一匹受伤的狼”似的恸哭，既是自身苦痛的外化，当然也包含了对祖母至孝的倾诉。他反抗封建礼教却保留了其中基本的道德内含。他虽悲观失望，却还心存希望地苦苦“寻路”。

然而，黑暗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因为极端的“异路感”，例如清高狷介，藐视世俗，爱发议论，多管闲事等等，终于为社会所不容，在流言蜚语中，校长把他解聘了，饭碗砸了。接着，小说的情节变得十分残酷，这样一个清高而傲慢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开始还吞吞吐吐最后简直就是乞求地到处找工作，坚硬的社会残忍地一步一步地剥夺了他所有的希望，一步一步地把他推向了绝境。而他寄以希望的孩子们又根本不值得信赖，势力地离他而去。朋友们也己消亡。魏连殳的生存之路没了。他成了一个绝望的孤独者。

在走投无路的极端苦闷之中，魏连殳采用了极端的复仇方式，向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最后的抗争。他做了杜大帅的顾问后，开始了他表面的荣华富贵，原先远他而去的孩子们、亲戚们和房东等人又急速地送上了谄媚的笑脸和不停的磕头和打拱。他以毒攻毒，给压迫者以压迫，给侮辱者以侮辱。他践踏了所有的“敌人”，他胜利了。然而，这却是他真正的失败，因为他己经躬行了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排除了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他的复仇是以精神的扭曲、人格尊严和生命信仰的沦陷为代价的。他在这种绝望的反抗中麻醉自己，蹒跚地走向灵魂的死亡和生命的终结。

申飞

作品中的“我”名字叫申飞，这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我”做为小说的叙事者，包含了太多鲁迅的因素。“我”和魏连殳精神上是一种同构关系，都是黑暗社会里绝望的孤独者。“我”对魏连殳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不但一见如故，而且过从较多，还为他的工作奔波，时时惦记他的生活和生命。然而，“我”与魏连殳还是有区别的。“我”对现实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对客观、冷静、务实而沉稳一些。“我”能将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挣扎化为一种淡定的应对，这也是“我”没有走到魏连殳以极端方式抗争社会并将自己毁灭的原因。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并非就是鲁迅本人，正如魏连殳分得了作者鲁迅的形神一样，“我”也是一种孤独意义上的能指。除了情感和张力的便利之外，“我”很大程度上肩负了或正或负的功能重任，同时也升华和弘扬了孤独的价值和精神。相对时时感到沉闷的“我”和魏连殳本来是同路人，这在两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上很容易看得出来，不过彼此也充满了分歧，特别是在第二部分关于孩子的争论及第三部分的对待世界的态度上。

当整个世界都陷入深眠的时候，唯一醒着的人就会成为孤独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看似是由其本身一手造成了自己的悲惨命运，但其中蕴含的深意往往让人掩卷长思。因此，即使他们的死亡不可避免地带着几分自戕性，也让人不忍责备，不吝心痛。魏连殳式的孤独者之所以令人怜悯，是因为他们的孤独并非是性格内向怯懦、不擅交际等等世俗的孤独，而是来源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层悲哀，来源于空负一腔热血而无处泼洒的现实无奈，来源于出淤泥而不染、独善于云端的遗世独立。这类人通常就是鲁迅时代顾影自怜的知识分子，如“魏连殳”者，往往持有才干却无人赏识，一身抱负却处处羁绊无法施展，有心报国却无法改变这个俗世。这种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的痛苦所滋生的茫茫孤独，耗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血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人微言轻，举步维艰，出路渺茫，至多是学而优则师或学而优则仕，教书先生和官员似乎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魏连殳的命运也不过如此。聊以安慰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生生不息，正如魏连殳坚持认为“孩子总是好的”，呼吁申飞通过拯救孩子来拯救社会，总算留存一丝希望，颇有末路英雄的悲壮色彩。同时，作为小人物，尽管他们在旁人眼里是特殊的，尽管他们身上有一些异于世俗的气质，可他们与世人一样生活在云端之下，必须在风沙尘土、盐油酱醋中任由时间销蚀。那些孤悬于云端之上的精神属性终究没有能够安身立命的土壤，他们孤独与泯没的必然性也就在于此。

现实生活中大概很难找出一个“魏连殳”来，因为无论是那种从头至尾的孤独，还是极端的异类感与绝望感，都能轻易将一个正常人的神智击溃，甚至完全抹杀他的存在。这也给魏连殳日后的“转身”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险恶的生存困境使他放弃了骄傲而托人四处寻觅生计，最终更是背离自己的初衷，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这个“转身”使他成功从俗世的孤独上解脱出来，是“孤独者”的最大胜利，可在他给申飞的信中却反复提到自己是个失败者，并说“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因为，他获得“胜利”的代价是对本心的背离，是对灵魂的背叛。他的转身在生活上险胜一局，却同时让他在灵魂与肉身两方面都跌落了云端，陷入了灵魂的孤独感中，这是个更深的泥潭。俗世的孤独在云端之下，使人屈服；灵魂的孤独在泥潭之中，使人毁灭。人一旦屈服，就必将被泥潭吞噬，趋于毁灭。由此看来，魏连殳式孤独者的殉道，似乎是那个时代无法逃离的宿命。

然而宿命的真相又不尽如此。人屈服的理由在于俗世孤独感，而俗世的孤独除了个人的造就，也有社会的缘由。社会是个整体，很抽象，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整体，为人而存在。当“人的社会”手持利刃、一刀刀割下人的血肉、让人陷入生存困境之时，其背后的主刀者也必然是人。我们可以看到文中魏连殳的生活环境：乡邻眼中的异类，没有亲人，没有伴侣，连邻居家的孩子似乎也在逐渐疏远。这看似一个真正的俗世事孤独者，与社会没有一丝羁绊，而社会于他，好像也只有恶意与隔阂。他曾说，“我还想多活几天”，“有人愿意我活”，并“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尽管为生活所胁迫，魏连殳并未沦为绝望者，依旧有求生的欲望，留有一丝期盼。然而当他成为“魏大人”后，他终于说：“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他反复提到自己在为一个“人”活着，而这个人最终又为“人”所害。鲁迅并未在文中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人”的概念，也不必指出。因为人指的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群体，是全社会的人。如果一个人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一群混沌的人，看到只是一个沉沦的社会，这种孤独是十分可怕的，是要出人命的。

魏连殳为生活屈服之前不过是一个有点古怪脾气的，生活孤独的文化人，常常有一些离经叛道之举，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譬如在祖母的葬礼上他依然顺从传统的习俗，表现中规中矩，但比那些俗人更哀更痛更率真，“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这个老例上没有的模样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真孝子的真情实感，对养育自己的长辈和祖先的尊崇，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良心。但以魏连殳为代表的一系列孤独者，往往在内心深处自诩为超脱世俗的云端上人，是封建礼教天然的批判者——这种想法一开始就理想化地将他与社会相分离，但他毕竟真切地生活在云端之下的俗世中，一旦为俗世所不容，便只能消弭在深不见底的泥潭里。同类相残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当年鲁迅自己内心的深度孤独和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深深失望。

第一人称的叙事富有叙事角度弹性。叙述者的体验和叙事大多是作者的自我投射。“我”即是小说的叙述媒介，又是被认知和解剖的对象。《孤独者》中“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作者自我的解剖。“我”与被叙述者之间存在对话性的复调关系。

小说开端，“我”是讲述者。“我”只是在S城时听到过魏连殳一些“奇异”事迹，没有什么交集。在寒石山，“我”也只是听村民议论他。此时的叙述是单方面的。在第一部分最后，“我”因好奇心，途径他家时才与之有简单的对话。

回到S城，过大半年后，“我”和魏连殳才熟络，逐渐打开心扉，进行心灵的对话。此时“我”的叙述主体性变弱。被叙述发声后，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

“我”听说魏连殳被辞退，看到魏连殳变卖了自己珍藏的书，决意要去访问他。此时“我”的叙述主体地位下降，被叙述者魏连殳开始大段讲述最近的遭遇及祖母的死。而“我”主要在倾听，仅在倾听过程中偶有发声。

“我”在山阳教书时收到了魏连殳的信。在阅读来信时，“我”的叙述主体地位完全让位被叙述者魏连殳。他将其遭遇的事情通过信详细地告知“我”。这种当事人自己讲述悲惨的遭遇，更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人精神毁灭之后的绝望与悲凉。小说叙述的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双重结构。

当“我”再次回到S城时，魏连殳已去世。此时小说出现一个新的叙事者“大良的祖母”，被叙述者魏连殳的事迹由她进行讲述。“我”又变成倾听者。这里小说叙述结构又多了一条。

以上可以看到鲁迅没有像以往第一人称叙事，如《故乡》中“我”占有绝对优势，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孤独者》中叙述对象是和我有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拥有着复杂的灵魂和生存经历，“我”不存在任何优越感，对叙述对象也没有评论的特权。“我”与魏连殳在结构上是并置的。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将文章结构的复杂性也展示出来了。

现代文学评论家李希凡《“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论“孤独者”魏连殳》：《孤独者》在《彷徨》里，的确是最给人以“重压之感”的作品。但是，在鲁迅小说中，魏连殳的形象和性格的创造，却是作者以其高度概括的思想艺术力量，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它的思想方式和战斗方式，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7岁开始读书，12岁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后因家庭的一次变故，饱尝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视。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当他目睹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文笔来唤醒国人的灵魂。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从此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并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