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活动家。原名孟可权，原籍江苏常州，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冬，和范长江到西北地区采访，发表过大量通讯。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大公报》记者，曾对南口、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进行报道，曾以《大公报》记者名义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8年改任《新华日报》记者，并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会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与范长江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并负责该社桂林总社、香港分社的日常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参加国新社的恢复工作，支持《周刊》、《文萃》、《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的出版工作，并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组织记者进行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孟秋江，原名孟可权，常州人，1910年出身于贫苦家庭，18岁到上海谋生，帮大哥管包饭帐目。

1931年夏，入上海地方自治训练所受训，“九·一八”后到兰州二哥处谋职。余暇，为《大公报》写一些通讯。1935年，与该报记者范长江结识，并和范从兰州、经宁夏、河套到绥远等地采访，事后协助范长江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次年，日军侵入绥远，爆发百灵庙战役。经范长江推荐飞任上海《新闻报》驻绥记者，赴前线采访，向上海发了百灵庙和红格尔图等地战情专电。

“七七”事变后，他到张家口采访，消极抗日的刘汝明部扣留了他的新闻专电。他出于记者肩负的职责，没有向刘汝明屈服，张家口失守后，撰写《可痛的张家口》通讯，揭露刘部怯战。接着到国民党第十三军汤恩伯部采访，不久，该部驻地南口被日军攻破，他退到大同，写成《在南口迂回线上》，由范长江带到上海《大公报》发表。从此，又被该报看中，聘为战地记者。大同失守，他再退太原，采访平型关战役和晋东战役，先后写成《退守雁门关》、《大战平型关》、《晋东崖战记》等通讯，期间结识周恩来、肖克、彭雪枫等。10月，日军兵临太原，他随同周、彭同乘一辆汽车向临汾撤退。过了黄河，按周恩来指示，在潼关发出八路军坚持在黄河以北抗战的专电。旋至西安，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建立密切联系。他继范长江之后，从华北战场渡过黄河到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接见，并将毛泽东的讲话发了专电。

1938年，他采访中条山战斗和潼关炮战。7月武汉会战。他从西战场至江西，任《大公报》驻南昌记者，与范长江等筹备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后到“南得”线随军采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任《新华日报》记者。不久，到桂林任国际新闻总社经理。当时“国新社”的主要任务是将中共的抗战主张、消息编成专稿，发往外界。通过国外报刊的介绍，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共抗日的真实情况。国民党视“国新社”为眼中钉，社长范长江避走香港，“国新社”工作由孟主持，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领导下，孟负责社中人员安全转移，还按党的要求，安全转移了社会上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直到将所有人员疏散后离开桂林去香港。1943年，他奉党的指示，以南洋华侨银行董事长的身分到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他立即参加《文汇报》复刊工作，任采访部主任，并全力支持《文萃》杂志创刊，兼总经理。同时，与柯灵筹办《周刊》杂志，支持刘尊棋、陆治创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以及为恢复“国新社”上海办事处而奔波。他派记者驻南京，到梅园新村随时听取党的指示，支持上海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为遭特务殴打的《文汇报》记者李肇其、麦少眉伸张正义。1947年，“国新社”受特务监视，记者转移到任重家发稿。不久《文汇报》、《联合时报》被国民党查封，他被迫撤离上海，到“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解放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60年代初被派到香港任《文汇报》社长。1967年，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

孟秋江的战地报道生涯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战士的姿态行走在战场上，以笔为枪，在极度危险的境况下从事新闻报道。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华北，拉开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帷幕。孟秋江紧急离开绥远，加入《大公报》，奔走于华北和华中战场，多次深入炮火连天的抗战前线进行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生动真实的战地通讯。在北京西北方紧靠长城的南口，他写下《南口迂回线上》：“短兵相接时，手榴弹是唯一可以对大炮报复一下的东西，掷手榴弹的战士，虽然一批一批的倒下来，第二批马上又跳出战壕去抵抗。”他奔走于晋北战场，在《大战平型关》一文中写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了寄托，放射着欢欣的眼光，向低飞的我们的神威空军行注目礼，表示欢迎”“手榴弹丢中敌人，药性还没爆炸，敌人又把它摔回来。攻的激烈，抵抗的更激烈”，他们心中坚定“这条线万万失不得，援兵明日就可以到，这一夜怎么也要撑住”。他以细腻感人、生动真实的笔触，将战斗的激烈和严酷场面重现在读者面前，将将士们的英勇无畏精神传达到后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孟秋江对加强新闻记者的修养非常重视，他在《新闻记者的态度》一文中提出，新闻人应“公正、诚恳、热烈”。所谓公正，即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他认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在《一个外国神甫口中的寇军兽行》一文中，他通过采访一位外国神甫，客观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同时他也从新闻人的角度，评述了当时军队打仗时存在的军心不齐问题。1937年，他与范长江等人一起开创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作为理事之一，他不辞辛劳精心策划，操持繁琐事务，使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不断发展。

1938年采访江西抗战前线时，孟秋江发现战士们极度缺乏文化生活，当即自掏腰包，以“青记”的名义成立战地新闻供应站，为前线战士送去报纸。前线战士看到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报道，愈发坚定英勇战斗、坚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孟秋江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奔走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太原保卫战时，敌军兵临城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前线开展战地报道，直到最后一刻，才从容撤离战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文化界进步人士，孟秋江临危受命，在桂林主持转移工作，成功掩护多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而他本人也在特务的一次次监视和搜捕时侥幸脱身。

新中国成立后，孟秋江长期从事新闻统战工作。1962年，他赶赴香港担任文汇报社社长。按党中央指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开展国际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主动积极团结香港各阶层的力量，争取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为祖国建设和新闻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冯英子在《枫落秋江冷》一文中评价，孟秋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常常临危受命，不计利害”，在怀念孟秋江时不禁感叹：枫落秋江冷！报人王淮冰在纪念孟秋江的文章中，称他“是著名的新闻战士，他和他的战友长江一样，其业绩将永载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