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1911年3月2日~2010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29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起孟同志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18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29年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任训育主任。1936年应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重庆，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参与筹组创立民主建国会（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曾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47年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5月，他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全国编制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职务，历任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七届理事长。

孙起孟同志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孙起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心系人民。早在青年时期任教师范学校时，他就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团结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政策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参加爱国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职，辗转贵阳、重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9年夏，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他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民主斗争实践中，他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1948年，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起草了民建反驳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新中国的成立，为他报效祖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50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努力工作，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处逆境、受到监禁，他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渝。1998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热切关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举措。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殚精竭虑，竭诚奋斗，在共同的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孙起孟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青年时期，他就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信念，进入师范学校任教，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他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工作期间，积极探索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他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职务，认真研究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主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在近半个世纪的职业教育生涯中，他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突出贡献。特别是1995年，他从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身特点出发，倡导并实施温暖工程，把扶助弱势群体、促进劳动力就业作为基本任务，坚持“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的指导思想，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及捐资助学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孙起孟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致力于民建和工商联的建设，积极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展现了一名参政党领导人的高贵品质。作为筹建民主建国会的参与者，他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广大民建成员一道，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团结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国家建设，参加反帝爱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帮助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制定与完善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付出了辛劳。他在工商界中大力倡导以自愿为基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的自我教育，推动成员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为民建、工商联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与民建其他领导人一起，团结带领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与民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努力发挥民建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积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他十分重视民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民建的参政能力，为民建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96年12月，为推进民建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他主动辞去主席职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赢得了全体民建成员的尊敬和爱戴。

孙起孟同志十分注重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研究。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撰写了大量关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民建工作的著述文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许多重大问题，为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主持下，民建中央于1993年3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

孙起孟同志是杰出的活动家。他曾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出任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积极奔走协调。他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多个部门的领导职务，在参加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0年至1982年，他参与了政协章程的修改工作；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宪法的修改工作。1988年至1998年间，他连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视察、考察和其他工作，参加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坚决拥护“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团结带领广大民建成员积极配合做好“反独促统”工作，身卧病榻仍关注台海局势，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著名的教育家和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孙起孟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孙起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孙起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010年3月9日，孙起孟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前往八宝山送别。

成长得益于恩师

具有悠久历史的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其前身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91年4月，孙起孟来新苏师范视察，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生活征途的第一站，看到这所学校在当年的旧址上已经发生了巨变，感慨系之。他深情地说：“你们这所学校是我在三十年代工作、学习过几年的一所学校。在与当时同学共同学习和共同生活中，我获得了对我一生有益的启迪和长进，所以我一直对你们怀着深挚的感情。”

孙起孟中学时就读于离家不远的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虽然附中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有着一批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反帝意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节操的优秀教师。听孙起孟回忆说，在这批优秀教师中，有一位姜尚愚先生曾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姜先生常年穿一件竹布长衫，总是那么整洁挺括。他学的专业是数学，不知为什么没有教数学，而是教国文。姜先生上国文课，能非常熟练、非常巧妙地把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听他讲解教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爱我中华的思想感情，同时也逐渐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姜先生遇事认真，一丝不苟。他上课总是在铃响之前就到教室，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几年如一日，从不迟到。他批改全班同学的作业，规定哪天发，准在这天发到同学的手里，而且对每个人的每篇作业看得都非常细致。他的笔致是那么挺秀工整，正如他的形象。孙老说：“我受教于姜老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至今不敢怠惰，处理事情也还比较注意时效；追溯根由，这是姜老师给我的终生受用的教益。”

自荐走上教师路

中学毕业后，孙起孟升入东吴大学，侧重于学哲学。当时“毕业即失业”是社会的痼疾顽症。他学的专业更增加了就业的困难。毕业前夕，正在他到处求业之际，知道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经应聘的苏女师兼课，孙起孟也顾不得苏女师开设的那些学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这位教授举荐自己先去带课，那时他还不到20岁。1930年大学毕业后，孙起孟才正式受聘继续在苏女师执教。

为了谋生，从没有经过师范专业培训的孙起孟初登教坛，对教育事业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当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辈教师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华振兴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中。他回忆步入教师生涯的情况时说：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如中国文化史、文字学、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何况无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

孙起孟说：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的时间最长的是国文，我在大学里学的主科是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朱光熙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是孙起孟当年的学生。她在向我们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接受孙老师教育的突出感受时说：“孙起孟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女师三年，孙老师在课上课下潜移默化地使我们懂得了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他无论课上教学、课下辅导，都严谨不苟。讲课干净利落，既无说教也无废话，提问恰当，学生只感到课时太短，从无厌倦之感。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各种课余活动，孙老师总是积极参与，态度认真，既严肃又和蔼，既是老师，又像兄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生们仍念念不忘。”

当年的学生、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罗琼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吴全衡向我们介绍说，孙老师除课堂教学外，还要求学生在课外多读书报杂志。罗琼、吴全衡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写信给孙起孟说：“每当我们回忆征途，您五十多年前的教诲，仍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是您把我们从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引向救国救民、追求革命真理的光明道路。”

新政协筹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当时34岁的孙起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等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1948年9月以后，孙起孟受民建中央委托，与章乃器、施复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

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当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孙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并出任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政协一次会议

“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亲身经历了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进入1949年的9月，召开人民政协的锣鼓敲打得越来越紧密了。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开幕词是由毛泽东同志作的。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讲话!我记得，当他讲到‘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表露了中国人民对埋葬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无比高昂情绪。我看见邻座有几位年时较高的代表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使劲地拍掌，我自己也是这样。”

“9月30日夜，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地闭幕了，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全体青年代表们全部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饮。在宴会进行中间，毛主席叫我去找致公党主席陈尤金，说是有事要和他谈。后来听说，是关于人事安排的问题。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人事安排，对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物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这件事做得本来已相当妥善，可是听到陈尤金的一点反映，毛泽东同志还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与他促膝谈心，解决问题。这种赤诚协商的精神和作风确实为后人树立了值得学习再学习的楷模。”

出席一届人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0年的发展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而已。斗转星移，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机关的领导大都先后谢世，而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孙起孟对于50年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孙起孟来说，当然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

1954年9月15日，孙起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孙老说:“毛主席的著名论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那个开幕词中讲的。”

大会第一天，选举出了由毛泽东同志等97人组成的主席团；通过了包括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等项议程。下午，主席团推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还决定了包括孙起孟在内的11人为大会副秘书长……

孙老回忆一届人大常委会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相同，79个常委中，40人是中共党员，39人是党外的。周恩来同志解释拟提名人选的情况并作说明时说，名单取得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在主席团扩大会上提出后在小组会讨论。他还说，除了各代表组讨论外，各民主党派自己开会讨论也是允许的……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当时常委会的领导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那时人大工作相当活跃，立法、监督和代表视察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给孙老留下印象较深的就是“人大把统战工作作为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一届人大常委会中，党外各界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那时，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特别重视党外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

孙起孟曾经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在他77岁至87岁的十年间；如此高龄的孙老仍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孙起孟回忆道：“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制度，并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民建中央领导层考虑向中共中央建议把上述的基本政治制度载入我国宪法。当时我们对于这项宪法修正案的表述并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记得，此事由我与在人大常委会分管立法的副委员长王汉斌联系，请他转述民建中央的上述意见。后来汉斌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几点补充建议已经采纳了民建中央的这项建议。在此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也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此建议作了发言。”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3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以为这段话虽然着笔不多，但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推进意义。‘长期存在和发展’明确规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决非权宜之计，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大特色坚持执行。它与‘发展是硬道理’一样，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样可称之为不磨之论。坚持贯彻‘长期存在和发展’，必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大力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孙起孟同志是中国统一战线德高望重的楷模。他一生奉行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他光明磊落、谦和好学、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热爱祖国，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为中国的多党合作事业鞠躬尽瘁，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大家学习。（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