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开楚（1910年-1942年5月25日），郴县良田镇人。1910年3月生于贫农家庭。1922年(民国11年)考入郴县新华中学。1924年秋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良田暴动队。郴县赤色游击队建立时，任游击队党代表。1928年初，率队参加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一团二营党代表。先后参加三战桂阳、郴州平叛、救援干头岭战斗。在中央苏区，长期从事文书、档案、保密工作。1939年，任八路军总前方指挥部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前方指挥部为加强敌后军事工业的领导力量，把第六科扩大为军工部(又称武昌部)，任政治委员。1942年(民国31年)春，进入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5月，日军对晋东南地区实行“大扫荡”，孙开楚在十字岭的突围中光荣牺牲。 （概述图来自红网）

孙开楚，1910年生，郴县良田镇人。父亲孙天赐，是个朴实农民。在四兄妹中他排第三。1922年，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郴县新华中学就读，但他对学校的美国校长和教师的傲慢凶狠非常反感。有次，美国教师对一个同学关于上帝在那里的提问无法回答，举棍要打这个学生。他立即站起来大声质问，同学们也一起大声责难，这个教师一看情况不对，就赶快溜走了。

1924年秋，孙开楚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是三师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随学生队伍去过水口山矿，去过衡阳造纸厂，向工人宣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发表在三师校刊第六十五期的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帝国主义“天天张血口要吃我们的血肉，我们青年人要维护祖国尊严，为实现国泰民安而奋斗”11925年，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初，他回到郴县良田从事农民运动。 良田乡农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农会文书。 8月，又调任县农民协会宣传委员。为了推动全县农运的进展，他曾带领三百多名教师，到各区乡做宣传工作，使全县农会由几十个发展到五百多个，农会会员由一万多人增加到十八万人。10月，经陈芬、曾子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驻良田的国民党清乡委员会大肆残害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孙开楚按照县委书记夏明震的指示，于9月11日深夜秘密回到良田，经过周密的计划，与国民党郴县当局展开了机智英勇的斗争，不仅夺枪除害，而且一举解除了清乡委员会的全部武装。

1928年初，孙开楚率领亲自组建的家乡农民武装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红军第7师第1团第2营党代表。同年4月，随部上井冈山，先后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11师第33团团部秘书和第2营党代表、红四军第3纵队党委文书、红四军军部机要保密员等职。曾对中央红军机要文书档案保管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现存中央档案馆有关井冈山时期和长征途中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孙开楚经历千难万险，靠一件自制的“夹衣”保存下来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上被留在毛泽东身边任机要文书后，为了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曾机智地拒绝了张国焘以借阅为名而获取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文件的要求。后被任命为机要科科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开楚调任八路军总部第3科科长。为了打击陕北地区政治土匪的猖狂破坏活动，他奉命带领延安卫戍区的两营战士，与王紫峰、江龙光等人一起消灭和打散了18股土匪，缴获长短枪3000支，为稳定延安地区的局势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孙开楚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协助党委先后选拔和配备了晋察冀等12个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成效受到朱德、彭德怀的好评。

1940年，八路军总部调孙开楚任军工部政治委员，1942年春，孙开楚赴华北局党校学习，5月22日，日军对山西地区进行残酷地大“扫荡”。在突围的紧要关头，他迅速率领二十几位机关干部抢占十字岭，向敌人展开侧击，掩护转移，让总部机关和党校的同志迅速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他和二十几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孙开楚牺牲时，年仅32岁。

1928年5月底，孙开楚随三十三团返回湘南桂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不料行至半途，领导成员之间对部队行动方向意见不一。商定结果，由陈鹏等率五百多人返回郴州，而由他率一百八十多人前往桂东。当他率部翻过八面山并遇到毛泽覃后，被告知桂东敌情有了变化，要他们返回井冈山。他回井冈山后，主要做文书工作，先后当过三十一团三营营部文书，三十一团团部油印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党委会文书，红四军古田会议秘书组文件收发员，红四军军部机要保密员，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保密员。

孙开楚做文书保密工作，作风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深得领导信任和好评。例如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散会后，他发现赣州代表把一份材料带走了，便独自一人飞马去追，直赶到吉阳镇把文件从代表手中收回来。在长征途中，他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文件箱，五天走了三百多里。到广东仁化县后，奉命轻装清理文件时，还有很多绝秘文件不能烧毁，必须带走。于是，他做了一件能装满这些文件的夹衣，足有三十多斤重，走时把它“穿”在身上，一直带到贵州，将文件提供给遵义会议。会后他留在毛泽东身边当机要文书。现在中央档案馆中井冈山时期的上千份文件，就是他同战友经历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

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巴西会议召开以前，孙开楚接到张国焘亲笔写的一张条子，要借阅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文件，他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刘总长当即作了文件不能外借的批示，并暗示他将文件迅速转移。他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使张国焘的企图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