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为刘延世于宋哲宗绍圣（1094-1097）间随父在福建长汀时向孙升求学，将孙升所谈，笔录成书。卷首靖国元年（1101）刘氏自序云：“绍圣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贵显者，例皆窜贬湖南、岭表相望而错趾，惟闽郡独孙公一人迁于临汀。……余时侍亲守官长汀县，窃从公游，闻公言皆可以为后世法，亦足以见公平生所存之大节。于是退而笔之，集为三卷，命曰《孙公谈圃》。”

书中偏记宋哲宗元祐朝政事及元祐党人的言行，为孙升所亲历，包括王安石从翰林发迹到主政变法的细节，苏轼试管职策题。孙升虽为元祐党人，但议论毫无偏袒，而是出于公议，足见气节高尚。清人周中孚评价说：“今观其书……所述当时事迹，多得其实，而于王介甫、苏东坡、程正公俱有不满之辞，盖于蜀洛二党皆无所偏附而孤行其意者，则此编当为公议矣。”

《孙公谈圃》的记事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立场，如记王安石见其子王雱于冥中受报应事，可知他对王安石不满；又记苏轼因司马光推荐将入政府，孙升上言：“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王安石在翰林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轼为辅佐，愿以安石为戒。”又记苏轼在试馆负责考试命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孙升与傅尧俞、王嵒叟共同上书：“以文帝有弊，则仁宗不为无弊，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这显然是对苏轼不满。还记载了程颐和苏轼争吊司马光的事，说明孙升对程颐也不满。书中所载士大夫事迹颇多，可与史籍相互参证，足见其史料价值。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等。

《孙公谈圃》成书后流传颇广，先有闽南临汀刊本，又收入《百川学海》。弘治十四年（1501），又有无锡华氏覆宋本。于晚明，收入《稗海》和《续百川学海》，为万历会稽商氏半埜堂刊本和崇祯金陵心远常刊本。顺治三年（1646）又收入《说郛续》，为两浙李氏宛委山堂刊本。至乾隆朝，编《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小说家类”，为内府藏本。嘉庆十年（1805）收入《学津讨原》，为虞山张氏照旷阁刊本。宣统二年（1910）收入《古今说部丛书》，为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本。民国四年（1915），收入《说库》，为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91年，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由中华书局排印，与蔡馈《铁围山丛谈》和石茂良《避戎夜话》合刊一册。2003年，收入《全宋笔记》，由大象出版杜排印。今人杨倩描、徐立群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点校，2012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与潘汝士《丁晋公谈录》、王琪《国老谈苑》和孔平仲《礼氏谈苑》合刊一册，是为当代最通行的版本。另外。1993年，又收入《中国野史集成》，由巴蜀书社影印。

孙升（1038～1099），字君孚，高邮军高邮（今属江苏）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历盱眙主簿、泰州判官、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为监察御史，以耿介傥直著称，弹劾熙丰大臣，废除新法，颇多建请。哲宗绍圣初，坐为元祐大臣，累贬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死于贬所，年六十二。有《春秋传》若干卷，已佚。居汀州时与刘延世语时事，延世录为《孙公谈圃》三卷。《宋史》《宋史新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元祐党人传》载其生平事迹。

刘延世，生卒年不详。字王孟，又字述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刘敞弟刘孜之子。少有盛名。元祐初游太学，不得志，筑堂讲业，名曰抱瓮，潜心问学。《图绘宝鉴》称其长于绘画，尤善写竹，尝作墨竹，题诗寄意，并皆佳妙。曾录所闻孙升之语著成《孙公谈圃》。《画继》《宋诗纪事》载其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