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瑛（1915年11月9日-2001年1月11日），祖籍山东滕县，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女。出身于名门闺秀的孔祥瑛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三十年代她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初中就和同学创办《嘤鸣》刊物。 1934年，孔祥瑛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 1939年，孔祥瑛取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后与钱伟长结为伉俪。 孔祥瑛曾担任清华附中校长。

父亲孔繁霨，字云生。1885年生。山东省滕县级索镇人。孔家境贫苦，十七岁考入山西武备学堂，毕业后被陆军部选派赴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回国。1911年与阎锡山共同响应辛亥革命在山西起义。后任山西陆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军长，警卫军总司令，晋绥军训练总监。后离开山西前往山东。1928年任国民政府代表，军委会委员，山东省建设厅厅长，1940年任山东省参议长。1948年受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之托在济南策反吴化文起义成功。1948年10月受中共中央军委之委托，北上说服傅作义起义，全国解放后定居山东老家。为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第一届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69年病逝，终年84岁。

1957年钱伟长成为“右派”，孔祥瑛因为不能与当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右派”丈夫划清界限，不能再当附中校长，只是担任地理老师。孔祥瑛是个教育家，对我国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

2001年1月11日，孔祥瑛老师再次病危，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高材生、才女终成眷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钱伟长遇上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共同的求知兴趣和爱国热情把他们紧密地系在一起。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两位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相识相知。可是钱伟长还没来得及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清华被迫南迁昆明。钱伟长于1939年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从而与小别一年半的孔祥瑛汇合。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同年8月1日终成眷属。简单的婚礼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先生。

相濡以沫、荣辱与共

此后的61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婚后一年，钱伟长只身赴加美留学，孔祥瑛一人抚养儿子钱元凯，度过了艰困的抗战时期。当然，钱先生也不断从海外接济孔老师。1946年9月，他们才得以重逢。接着，他们一起熬过了民不聊生的内战时期，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复兴，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实践；一起遭受了钱先生被错划成“右派”后的不公平待遇；一起在“文革”动乱中受苦受难；一起满怀喜悦迎接“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在钱伟长最落魄的日子里，孔祥瑛不离不弃，劝慰有加；孔老师落难之时，钱先生也伸出了有力的胳膊，给予抚慰。1958年，他们学业优秀的儿子元凯因受钱伟长的牵连而与高等学府失之交臂，钱先生悲愤交加。孔老师说：“不要紧，相信你儿子的能力，不上大学照样会成材！”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十倍价钱买西瓜被制止

“四人帮”垮台，春回大地，钱伟长好像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时，孔老师已经退休，就全力以赴地为钱先生做后勤保障工作，照澜院16号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经常响起的是儿孙的欢声笑语。孔老师为了让钱先生潜心工作，坚持不买电视机，孩子们毫无怨言，经常到邻家去看电视。钱先生在家时就专心伏案工作；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作学术报告，孔老师一直陪侍在侧。钱先生对柴米油盐一概不管，甚至于不大会用钱。1982年，钱先生在无锡主持全国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会后，钱先生与人一起游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钱先生一时有兴致，到西瓜摊买西瓜，他没有讨价还价就开出了高价钱，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开出的价钱竟是时价的十倍，马上给孔老师制止了。1982年年底，钱先生到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后，孔老师一直形影不离，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保障他繁忙工作的顺利开展。钱先生是无锡人，爱吃甜食。有一次，钱先生在餐厅吃小碗八宝饭，想来第二碗，就给孔老师善意地劝阻了。

担心病老伴“冒死”回沪

二十世纪末，钱先生在赴京开会时罹患小中风，住进北京医院。可钱先生坚决要求回上海治疗。公开的理由是：“你们医院的医疗不民主，我钱伟长死也要死个明白。”医院无奈，只得设法把他送回上海。回到上海华东医院后，老先生挨了资深医生的一顿“责备”：“你不要命啦？病成这样还敢坐飞机？”钱先生一笑了之。原来，钱先生急于回上海的真正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正在生病的老伴。从此，尤其是到了孔老师病重住院期间，每天下午三点半，成了老先生去医院探望孔老师的“雷打不动”的时间。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风尘仆仆去看望病榻上的白发老妻，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然而，上苍太无情。老先生的深情没有挽留住孔老师，在2001年她还是先他而去了。随后的整整三年，钱先生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