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即早期儒家学说。

孔学形成于春秋末期。当时，西周以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已趋于崩溃，被称为礼坏乐崩的时代。在这一变革的时代，以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为代表的新势力正在兴起，对旧制进行了改革。适应此种形势，孔子则以鲁国为基地，倡导革新。但其主张不尽同于齐、郑两国推行的路线，而是企图在周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或对周制做出新的解释，使其符合封建制成长的要求。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道”即孔子理想化了的周制，即对周礼进行损益，实现一个以家庭关系为重心的和谐的等级社会。孔学形成的思想渊源：在孔子时代，西周官方的文物典章已散落到民间，史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则以私人的资格，招收学生，传授六艺于民间，进而通过对《诗》、《书》、《礼》、《乐》等典籍的解释，建立起孔学的思想体系。孔子对学生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同上）即将以相礼为业的儒者改造为倡导修己治人之学的君子。孔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学术，由官学转为私学，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孔学是中国古代人学的开拓者，重点研究人的价值、人的理念以及人际关系问题。其兴趣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类社会，发展了春秋以来流行的重人道的新思潮，突破了西周一切唯皇天上帝和王命是从的价值观念，启发人类和个人的自觉，特别是人格的独立自主意识，从而建立起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孔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提倡修己治人之学，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并以“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为圣人的最高境界。但孔学的重点是讲修己，以完善自己的人格为为学的主要目的。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同上）

关于修己之学，孔门将处理好家庭关系，置于首位，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为维系家庭生活的准则。特别重视孝道，以其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并以“敬”解释“孝”的内涵。关于人际关系，孔子提出礼和仁，作为调整等级关系和做人的准则。礼和仁，并非孔门所始创；孔门的贡献是，礼仁互释，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不偏废一方，使处于等级关系中的人，彼此关怀和爱护，进而提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消除人际关系中的仇忌和怨恨，以同情心对待别人，并以行仁德为成圣人的必要条件。因为仁的内涵为“爱人”，当爱人与个人利害相抵牾时，则主张“仁者安仁”和“杀身成仁”；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相矛盾时，孔子则主张“君子喻于义”，“见利思义”。为了实现仁义之德，孔门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主张“一日三省吾身”，“过则勿惮改”，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伪君子，所谓“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为了实现仁与礼的统一，孔子又提出学和恩不可偏废，即学礼和思仁，相互补充。为了完善自己的品德，孔子又提出中庸说，使人的思想和言行不偏于极端，并以温良恭俭让为待人处事的优良品质。孔门倡导修己之学是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减轻或缓和因等级制而造成的歧视和压迫，以防止群体生活的破裂，乃古代人道主义的先驱。

关于治人之学，孔子提出德政说，即治理百姓主要靠道德教化，不是靠刑杀，并主张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品德感化百姓来归顺。孔子还提出“博施济众”说，作为执政者的最高理念。他还提出富而后教，以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他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又提出均平原则，使贫富差别不要拉大，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为了维系社会的安定，孔子还提出正名说，要求君臣父子不要做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关于君臣关系，孔子不赞成唯君命是从，主张双方相互尊重，互负责任。孔门将政治生活视为家庭生活的扩大，以执政者为民之父母，反对不教而杀和不戒视成以及聚敛百姓财富的暴政和苛政，其治人之学具有德治主义的特色。

孔门还讨论了人的价值和理念，以伦理道德生活为人道的本质，从而修正了西周的天、命、鬼神观。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完善自己的人格，并为人类造福，重视人的现实生活，不追求死后的事情，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关于各人的死生贫富等遭遇，则归之于人力不可强求的命运，并以命释天，排除了以天为人格神和上帝赏罚说，其目的是提倡尽人事，行人道，实现修己治人的理念。其世界观又具有人本主义的特色。

孔门倡导的修己治人之学，虽然打上了维护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时代烙印，但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其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对任何时代的人群生活，都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直被誉为古代社会的圣人。春秋时期形成的孔学，为后来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孔学的著述，有孔子弟子编辑的孔子言行录《论语》，史书《左传》和《国语》也有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是了解孔学内容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