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谔生（1911～1944），又名姜效骞，革命烈士。胶州大店村人。姜谔生读完小学后，到即墨西河套新德太药店学徒。1928年考入胶县师范讲习所学习，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去济南乡村师范学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7月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而获释。1938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姜黎川部做统战工作，积极发展“民主抗日先锋队”。当姜黎川公开背叛革命后，姜谔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培养党的骨干，控制武装，举行了武装起义。1939年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第一支队成立，姜谔生任参谋长。7月，调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秋，中共胶东区委又派姜谔生到姜黎川部做统战工作，争取姜黎川与八路军合作抗日。1941年冬，姜谔生终于胜利完成任务，促成姜黎川率部北上开赴胶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并任姜黎川部政治部主任。1943年，在胶北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姜谔生任县长、中共胶县委员会委员兼胶县县大队队长。1944年2月6日，在胶县大赵家遭日军袭击被捕，被杀害于即墨城。

姜谔生（1911-1944），原名姜效骞，出生于胶州东乡大店村（今属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8年春，姜谔生考入胶县师范讲习所，并以文思敏捷、成绩优秀而闻名全校。他和同校的王石民、匡联文被誉为胶县东乡“三杰”。受大革命的影响，姜谔生等进步青年为追求真理，传阅进步书刊，马列主义著作也随之传阅开来。下半年，青岛党组织派田晓光来胶城秘密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姜谔生立即参加了这一组织，并同王石民、匡联文等在胶城积极进行“互济会”组建工作，秘密发展互济会员20余人。不久，姜谔生与刘凤扬、王石民、匡联文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胶城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师范讲习所党组织。

1929年7月，姜谔生考入济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本科班，并通过中共山东省委秘书于清书（又名于画舫）的介绍，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乡师第一届党支部，任组织委员，协助党支部书记于一川组织领导学生运动。

1930年暑假期间，按照上级指示，姜谔生回乡与姜效汶一起，在沽河岸的大店及周围村庄，率先建立起胶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77人。

1931年夏，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姜效汶根据上级指示秘密组织“大沽河农民武装暴动”。姜谔生参加了暴动筹备工作。因计划泄密，暴动被迫终止。农民协会只坚持了两年，但在大店及周围村庄却播下了革命火种。暴动失败后，姜效汶根据组织安排去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姜谔生因青岛党组织遭破坏受牵连，不久在济南乡师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

1932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一些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山东国民党政府为破坏我党地下组织，实施了“溶共”“清共”的反革命策略，扩充“捕共队”，妄图利用部分被捕叛变的党员达到破坏中共组织的目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指示姜谔生以灰色面目打入国民党的“捕共队”。他默默忍受不明真相的同志的白眼，积极利用一切机会，保护党的地下组织和党的有生力量。

1935年冬，姜谔生与捕共队前往牟平搜捕胶东“一一·四”暴动人员，因情况紧迫，在临近村庄时，他冒险向一群众透露了消息，使该地党员干部及进步群众及时转移。姜谔生一次次掩护我们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敌人的怀疑，在牟平县再次被捕，被关进济南监狱。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迫于国共联合抗日的形势，山东国民党当局开始释放政治犯。姜谔生再度获释出狱。但此时，他与我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闻听鲁北范筑先将军正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姜谔生立即前往，被委以抗日宣传的重任。他以犀利的文笔、独特的见解、以及对不良倾向的尖锐批评，增强了官兵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1938年春，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动员全民抗日已成为我党的当务之急。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在各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寻找党组织，姜谔生回到胶东，与胶东特委接上组织关系。

1938年春，不满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员、《青岛时报》记者姜黎川，由青岛返回家乡大店村，在共产党员韩育民等人的帮助下，联络爱国乡民，于胶县东北乡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取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为争取姜黎川合作抗日，同年秋，中共胶东特委任命姜谔生为八路军驻姜部联络员，到姜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姜谔生利用与姜黎川同村同族的关系，与在该部工作的党员一起，为促成姜黎川与八路军的合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胶东特委派统战部长柳运光到姜部任政治特派员，其所带领的20多名政工干部分任各中队指导员，按照我军的建制在姜部建立起政治工作体系，发展“民先”组织，开办军政训练班，培养基层政工干部，提高部队政治素质。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成为青岛外围各县中一支较强的抗日力量。

1938年9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姜黎川为山东省保安第十四旅旅长，取消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番号。国民党代表谭明华，也在姜部发展三青团员，瓦解统一战线。姜黎川政治态度因此发生逆转，日益反共，先是限制“民先”队员活动，继而排挤我党工作人员。胶东特委派驻的代表不得不有计划地撤走。姜谔生遵循胶东特委的指示，力劝姜黎川向我党靠拢、走团结抗日道路，在无效的情况下，按照袁超、韩育民、王云九等同志在平度沙窝村秘密会议上研究的意见，积极协助韩育民等实施组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计划。12月，姜黎川奉命移防胶南山区，姜谔生与韩育民及时将在姜部工作的我党党员、干部及所控制的部队安全撤出。

1939年3月4日，撤出的部队在胶北赵家茔集结，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支队，韩育民任支队长，王军光任政委，姜谔生任参谋长。支队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计500余人。主要活动在平南、高密、即墨三县交界和胶县铁路以北，先后在马店、五里堠子、姜家街、河西店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每次战斗，姜谔生都周密部署，沉着指挥，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在韩哥庄村东的伏击战中，他颈部受伤，仍指挥部队打退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迅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胶济一支队的建立，不仅在胶、即、平、莱四县边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同年7月，胶济一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后方司令部警卫二营，姜谔生调任五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41年，沈鸿烈离开山东，姜黎川失去靠山，其所属部队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他本人亦感离开与共产党的合作和民众的支持，难以生存下去。中共胶东区党委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出发，不记前仇，再次派姜谔生担任我党与姜黎川部统战工作的联络员。姜部内部人员成分极为复杂，危机四伏。为抗日大局，姜谔生舍生忘死，历尽艰难，奔走于胶东、胶南之间，终于促成姜黎川愿意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1月初，姜黎川派军需处长兼胶县县长张渐九为代表，由姜谔生做向导，到达海阳抗日根据地，会见了胶东区党委负责人林一山和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详细商谈了会谈事宜。

经过姜谔生、张渐九等人的努力，1942年春夏之交，姜黎川率队北上到海阳抗日根据地参观，商讨联合抗日大计。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姜黎川通过会谈达成了“双方团结合作，反对以赵保原为首的各股投降派；支持、协助保安一旅抗战到底”的协议，并保荐姜黎川为我山东军区特别旅旅长，建议胶东参议会荐举他为参议长。同时，根据其本人的请求，经山东分局批准，接受姜黎川为中共特别党员。胶东军区发给该部队军服1000套，每个战士手榴弹6枚，并选派一批军政干部加强该部军政建设，姜谔生任姜部政治部副主任，并以特别党员的公开身份协助胶东军区派到姜部的朱开印同志指导我军政人员在姜部的工作。经胶东军区给予装备之后，姜黎川的部队士气大振，回到胶北原防地之后，狠狠打击了胶东地区的投降派势力，形成了胶东地区各武装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局面。

1943年，在蒋介石嫡系28集团军李仙洲将率军“入鲁”声中，国民党授予姜部“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二纵队”番号，委任姜黎川为纵队司令。姜黎川政治投机惯性复发，又背信弃义，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我党在姜部的政工人员迫不得已，奉命离开姜部。姜谔生深知姜黎川反共立场不易改变，回到胶东后即刻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对姜部采取行动。

1943年8月，我南海军分区根据胶东军区指示，于11日在胶北王益庄（姜部驻地）对姜黎川进行讨伐，一举将姜黎川驱出胶北。从此，胶北抗日根据地与胶县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1月，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胶北大杜戈庄建立，胶东行署任命姜谔生为县长及县大队大队长。姜谔生日夜奔走操劳，活动于日伪据点间的各个村庄，为县、区抗日政权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4年2月，胶县县委在赵家茔村召开会议时，突遭日伪军袭击，姜谔生带警卫员撤至北王珠村东南时，与日伪军骑兵相遇，终因寡不敌众遭捕，当即被押往驻即墨日军阿部队。由于姜谔生的县长身份很快被日军查明，县委营救无果。敌人用尽酷刑，姜谔生坚贞不屈，最后在审讯室被日军的警犬活活咬死，牺牲时年仅33岁。

2020年9月2日，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