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神学（Feminist theology）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时期的基督教女性主义神学（Christian Feminist Theology）使女性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更深层次的神学反思，女性主义神学既推动了世俗女权主义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又丰富了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理解。

女性主义神学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一维，它的兴起，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紧密相关。这次浪潮在基督宗教内引起女性信徒的广泛意识觉醒，并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更深层次的神学反思，在神学领域中推动了女性主义神学的研究风潮。而且，女性主义神学也推动了世俗女性主义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也丰富了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理解。

女性主义神学端倪，可追溯到1895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领袖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发表的《The Women's Bible》。在争取女权的斗争中，斯坦顿发现西方文化中鄙视女性的色彩与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发现教会以及教士们手中拥有绝对权威的圣经竟然是阻碍女性解放的头号敌人，发现在教会及圣经中存在着大量歧视女性的地方。她认为圣经并非中性的启示，而是一本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因为圣经是由男性意识形态所写成所诊释的启示，而且这种启示本身也受制于历史、文化和语言之下。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低下地位，其矛头直指基督教和圣经。于是，斯坦顿收集了所有关于女性的经文，从女性的视角予以重新读解，著成了圣经诊释书《妇女圣经》。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神学则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高潮时期。这时，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殖民地区人民独立运动出现了渴望自由、平等、解放的黑人神学和解放神学。三者都是出自对社会不公与多种压迫的一种特定经验的反响，都关注罪与救恩的社会/政治层面，更多的是用社会学而不是哲学的视角对传统神学作出了深刻批判。不同的是，女性主义神学认为最基本的压迫是性别压迫，是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中的男权制，是男人压迫与控制女人，故其重点是批判性别歧视与追求妇女解放。女性主义神学的肇始之作便是戈德斯坦（Valerie Sawing Goldstein）的《人的处境：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看法》（The Hunan Situation: A Feminist view，1960），书中提出“神学家的性别影响他的神学”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的神学均建立在男性观点的基础上，神学家们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经验，而且强化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神学讨论应将女性的经验包括在内；教会不能单以男性的观念从事神学研究，必须对神学研究重新作出反思和重构，否则神学将不切题。1968年，美国天主教会修女戴利（Mary Daly）出版了第一部明确表述女性主义神学的著作——《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教会与第二性》）。戴利认为教会是压迫女性的首要工具，并提出宗教性的退出主张，努力建设一个新组织。甚至主张凡是与女性主义不和的神学都应加以修正。戴利的观点是较为革命的，不仅拆解了性别上陈规的可信性，而且对上帝作出新的定义。她在《Beyond God The Father》（《超越父神》，1973）中提出不应再称神为“父”，不应给神一种父权印象，造成一种父权的教会观。她的提议引起了美国知识女性的争相研讨，这为女性主义神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神学家则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她们“以神学家的身份抨击神学，以信徒的身份抨击传统信仰，以致出现了所谓‘女性主义对神学的占据’……她们要求改述基督信仰的基本文本，责问神学的男性形象和男权式的教会结构”。女性神学主要论点“几乎要全盘废除基督教思想的传统形态，尽管基督信仰的实质内涵得到保守”。

德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德尔（Elizabeth Moltmann-Wendel）是这样界定女性主义神学的：

它是由当代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所引起并定性的国际普世教会运动。妇女们以此反映其在父权制社会及支持这一社会的教会中受到心理、社会和经济压迫的体验，并试图从这种为基督教所习惯的非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以便形成自治，使她们能生活在精神、灵魂和肉体的整体统一之中。而与之常相伴随的则是其反对多种压迫形式的社会使命，包括反对男人以其性别上的压制而取得的成就与统治。

在众多女性主义神学家中，卓有成就，颇有影响的代表有：菲奥伦查（Elizabeth Schussler Fiorenza）、温德尔、特利波（Phyllis Trible），卢瑟（Letty Russell）、蕾亚（Rosemary Ruether）等，她们的研究视域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从而展示出多姿多彩的多维立体景观。包括三大派别：

其一，圣经批判女性主义神学，以菲奥伦查、温德尔等为代表。

德裔美籍女性主义神学家菲奥伦查，现任美国哈佛神学院Krister Stendahl神学教授，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学者”。其早期最知名的著作《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记念她：女性主义神学重建基督教起源》，1983）已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十多种语言，对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影响巨大，但凡研究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几乎都要引用这一著作。菲奥伦查在书中重述了那些在男权制背景下被遗忘的妇女。她指出，当犹大耶稣涂香膏的妇女的故事事实上被忘记了。尽管耶稣声称：“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可14：6-9）这位妇女先知般的行为没有成为基督教福音知识的一部分，连她的名字也被我们丢失了。无论哪里宣讲福音，哪里领受圣餐，述说的都是出卖耶稣的门徒的故事。出卖者的名字被记住了，而忠诚门徒的名字却因其是女人而被遗忘了。这是由于男权的读法及经文的传递造成的。

故此，菲奥伦查认为复原与重新诊释早期基督教的妇女历史是迫不及待的任务。她提出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法是当今最有影响的，也是女性主义神学普遍接受的读经方法，有“拨云见日”之能效。她特别注重对圣经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提出下列四种圣经诠释法：质疑诠释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记忆诠释法（Hermeneutics of Remembrance）、传播喜讯诠释法（Hermeneutics of Proclamation）和想象诠释法（Hermeneutics of Imagination）。曾深中肯綮地评述了菲奥伦查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菲奥伦查提出通过四种诠释法对圣经进行思想的重构，目标就是创意地想象圣经先祖的艰苦奋斗历程，以解放的意识重释圣经故事、重新评估圣经文本、重新阐释经典的神学意涵，建构女性经典、建构开放的女性主义诊释空问”。别概言之，菲奥伦查为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奠定了学理基础，开拓了释经学的新天地。

温德尔是德语女性主义神学代表。女性主义神学在美国兴起后，温德尔就把势头引向德语神学界。她认为圣经本来具有母性文化的基因，但后来被男权制文化抹去，并以父权制的方式去编纂它，因此应对之重新加以分析和批判。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一书中，温德尔则从文化历史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来表现女性主义神学的景观。她不限于神学的教义论及经院哲学注经式方法，也不囿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期的性别对抗路线，而是把神学与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从父权制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自身的迷思中剥离出来，敞开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和女性生存的真理。温德尔指出：女性主义神学是一种具有试验性质，具有艺术、治疗和政治重点的基础运动。

为了便于理解女性主义神学，温德尔诉求于三个原则。

首先，神学思考与行动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压迫经验。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公平的，女性由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承认和社会权利而感受的痛苦不应当只仅仅转向内心，教会更不能回避其责任。女性那些受到社会制约的经验是真正的、现实的，它对于神学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神学反省的中心是人的尊严，是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中的个体存在。女性主义神学追求的是在社会性的父权制异化中妇女得到解放、变成完人的过程以及这种异化的消除。父权制的自我观和世界观是使女性轻视肉体和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女性主义神学中，女性是作为单个的个体出现的。女性再也不仅仅是对象，再也不仅仅是——大多数——男性思考的对象，而是其本身就是思考的主体，甚至是神学的主体，这就是解放。

第三，神学是实践：行动与反省互为条件。在教会中承担责任的女性如果不思考，听天由命，就会成为一个奉献的、失去完整个体的女性。女性要反思自己处境，在解放他人行动的同时清楚地认识自己，并作为经历到自身的解放之人在行动。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走向“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出3: 8)，正是女性主义神学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二，基督教女性主义神学，重要代表是耶鲁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卢瑟。她的著作有《从女性主义看人类的解放——一种神学》、《自由之家：女性主义神学中的权威》等。她以未来的“自由之家”（她比作传统所谓的末世神国）作神学准则。其实她的理念均来自耶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她发觉耶酥是女性主义者，因为他拒绝透过权力关系、运用权威去辖制或勉强人。他与跟随的人过着互持的团体生活；用比喻、寓言传讲未来神的国之将临，是全然平等的状况，不再是家长式。她认为这“自由之家”是“创造之修正”，她也以此为神学的标准。1970年，卢瑟就已把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同黑人解放相提并论。她指出，女性和黑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看到自己独特的身份。显然，卢瑟试图注意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等之问的关系。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鲍德温圣经文学讲座教授（Baldwin Professor Sacred Literature）特利波也是基督教女性主义神学的代表。她主张对基督教圣经和传统加以“非父权主义”的解释。她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上帝和性别修辞》和《恐惧的文本》。在《上帝和性别修辞》（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ltv）一书中，她通过考察《旧约》中一些修辞使用情况，指出《旧约》中的上帝常使用女性化的上帝形象，如“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赛42：14)；“母亲怎样安慰儿了，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赛66：13)等等。并认为《旧约》中借用许多隐喻如母腹/悲悯（womb / compassion）等作为上帝女性化的特征，希伯来文的“子宫”（rechemn）及其复数（rachamim）是描述上帝“慈爱”、“怜悯”的字根等。这些例了正是为了阐明她的“去父权化（depatriarchalization）已经在圣经中发生”的观点。她以文学批评和性别修辞批评的方法诊释《旧约》圣经，为女性主义诠释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三，宗教女性主义神学，其代表是蕾亚和前文所述的戴利。她们的著述被认为是“充满愤恨”之作，颇为激进革命。蕾亚任教于伊利诺州伊凡斯顿市西北大学的加瑞特福音派神学院。1974年，蕾亚出版了选集《宗教与性别主义》。她认为，女性主义神学的使命是澄清女权主义信徒团体的异象，以及澄清何谓测试正确的标准。因为所有的传统都带有家长制的扭曲，以致女性主义神学不得不回到以宗教经验本身的直觉为依据。她还认为，女性从男权制宗教和文化中觉醒的意识是由今日之“妇女经验”而来。并指出传统的基本假设是以男性是人为标准，也是神形像的标准，以致所有象征一一从论神的言语、基督，到教会和事奉，都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是附属与助手”为其主要话语模式。故而，蕾亚的目标就是挑战性别歧视，拆解父权制社会、文化架构，不再迷信于那预设的美好人生模板。可以说，蕾亚对于女性主义神学研究的推广和女性教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而言之，女性主义神学是世俗女性主义运动在宗教领域的扩展和深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女性主义神学的出现是女性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压迫的不满与抗争在基督教内的一种反映，表达了女性要求从根源上解放自身的决心。

女性主义神学试图改变基督教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否弃因袭的男性传统，使神学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广大女性的需要，从而把宗教信仰、神学论证与社会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这一时代的新神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