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是绿妖创作的采访实录，于2016月6日首次出版。

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书中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职业、创造与坚守，以及他们的尊严与骄傲、闲适。

尽管创作《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时，绿妖把个人色彩降到很低，但她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是绿妖的“命题作文”，是受《读库》的张立宪所托：“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写台湾农业的书，我很吃惊，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他做这个选题的。他说他有个台湾朋友在北京，跟他聊起台湾有一层基层机构叫农会，会做很多帮助农民的事。比如说水果熟了要卖枇杷的时候，农会就做个展销会帮他们卖水果，场地费都是农会帮农民出。我和张立宪听了怦然心动，觉得应该做这样的访问，但我不是出身农家，我自己五谷不分，所以我就和张立宪说：‘你找找有没有更合适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去’。”绿妖笑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张立宪会想到让她去完成这个选题，“可能他觉得我比较闲”。

接触到这个题材后，绿妖先去北京的一个有机农贸市集，与那里摆摊的农民交谈，“先从了解本地的农民开始，有一个直观感受，再去台湾采访，回来之后在图书馆也看了很多资料。我自我感觉，写的时候更多是从记录者的角度。”绿妖在台湾采访了很多农民社团，有的以老年人为主，有的以中年人为主，还有的是以青年人为主，让她感动的这些社团都有着浓浓的人情味。绿妖并非在《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中“美化”台湾农民，描写“世外桃源”：“台湾农民也并不是那么高大上，他们的内部意识形态也是千疮百孔的，哪怕表面很完善，但细节上肯定也有不到位的情况。”绿妖坦承，自己刚开始听张立宪的台湾朋友讲述时，确实预设了写作立场，以为台湾当局很好，很照顾农民，结果当她采访到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这样的观念便遭受“重创”。但是这也让绿妖多获得了一个视角，“我觉得我不应该站在一个大陆参观者、观察者的角度，我应该抛弃大陆比较的参照体系，稍微进入他们的内部。”绿妖说自己试图写出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美好农村，“台湾不是我们的对比，它有自己的痛苦困惑需要面对。”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内容得以诞生的过程大概是“去台湾前后都在北京做了一部分前后期的采访，中间专程去台湾采访半个月，后续邮件采访持续了半年。整本书写了大半年”。《读库》连载了这一系列观察笔记，整理后出书，还加了梁鸿写的序，绿妖自己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和前后几次去台湾的印象记。《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就这样成为绿妖的第六本书，也是她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

该书可以称做是一份台湾农民的考察报告，尽管她的考察只是一种切片式的考察，但其考察内容却涉及台湾农民工作与生活的众多方面——诸如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内容，均可从中窥见一斑。作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地区之一，台湾农民与大陆传统农民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虽然还是与土地作伴，但与大陆传统农民相比，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当下的台湾乡村，“在地”是台湾农民口口相传的一个词语，所谓“在地”，大抵是指台湾农民对土地与家园的认识，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实质上是在重新思考农民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农民生活方式的一次重新构建。“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转换，虽然的确带有一些政治意味，却是农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与自然上，油然而生的一种主人翁意识。正像梁鸿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这也正是绿妖在该书中所要彰显的主题。

台湾农业在20世纪经历了50年代战后接收与农地改革，60年代肥料换谷政策，70年代工业起飞、农村蜕变，80年代农业没落以及后来全球化竞争等之后，面对着很多问题。社会芜杂，乡村衰败，农民迷茫，这是工业化和历史进程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困境。而绿妖的观察记录，则让人们看到台湾农民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是如何思考和生活，如何用土地和传统给予的力量，重塑农村，并创造、建构自己的空间，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的。

台湾农民有着一种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大气与从容。在农业生产方面，台湾农民虽然依然会下地耕种，依然保留着农民“发现品种，留下种子，种下去，等它开花，等它结果”的本能，但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土地的耕作，而是延伸到了各个相关的职业领域，农活之于他们，已然转变为一项内涵丰富的产业；而他们的身份也不再是单一的农民身份，转而成为融体力劳动者与创业者，以及农民与雇主为一体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兼职农民”。在农业销售方面，台湾农民摆脱了那种一家一户、自产自销式的狭隘模式，转而有了多条渠道、多种选择，一个农民很容易以团体的身份出现，他可以做公司，也可以加入协会，甚至还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产销班。他在各种社团里都有发言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协商解决，所有的社团都可以相互制衡。台湾的农业已经转化为包括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在内的，富有都市营销概念的多元化农业，而在台湾农民“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

台湾的经济腾飞并非撕裂式的大跃进，而是一个稳打稳扎、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台湾乡村社会的“礼乐风景”，也并不是在一帆风顺中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与官方的不断摩擦与抗争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台湾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礼乐风景”，其实正是多方折中与妥协的结果——是基于现实平衡的考量，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向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它既真实地反映出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古老的未必落后、式微的未必过时，只要用心去发掘，传统同样可以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梁鸿在序中提到，在台湾听到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在地”也许具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那就是“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而她认为有“在地”的卫士和相对宽松且有成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

绿妖走访的就是一些这样的农民和制度，她采访到很多率真热情的人，有种有机蔬菜的刘胜雄，参加“主妇联盟”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农民刘陈昭亭，做休闲农场的陈荣雄，同时兼职开出租车的农民刘福正，本科硕士都是学信息的青年农民江明勋，产销班班长陈燕卿，“台湾稻农公司”的王连华，“白米炸弹客”杨儒门，也观察一些制度和团体的运作模式，比如农会、四健会、248市集、主妇联盟等。

绿妖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台湾农业持续良好发展的举措，她看到“台湾民间的活力来旦民间生态的丰富：农会、产销班、主妇联盟。各种市集，不同渠道对农民的交叉支持”。也大量举出实例，比如稻农生存状况不好，几个稻农就可以联台起来自组“台湾稻农公司”，而大电商就会公益性地帮助他们做网页、做营销策划、做网络支村系统，帮助他们把米直接卖到城市人的餐桌上去；再比如白领想回乡种香菇，他的地抵押在农会，可以贷款达八百万新台币。这些扶持性的低息贷款、各种民间渠道的支撑，都给乡村以造血功能。有参考就有了思考，绿妖不免也流露出一些忧虑，“让人种地，如果永远种地无法维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种地者永远都在付出，它就只能信留在喊口号上了”。

在书中绿妖也解构记录着这些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台湾农民“在地”的守护之心，对乡村自然之美的珍视，重新建构人、自然、现代化的亲密关系，努力改善更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或许这也正如同书中封皮上所希冀着的，“在与土地细水长流，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的生话”。

荣誉表彰

2016年7月，《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入选“2016年7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

2016年11月28日，《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入选“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好书“评委会特别奖”。

绿妖，做过工人、时尚媒体编辑、电台主持人等。出版有散文集《我们的主题曲》、随笔《沉默也会歌唱》、小说集《阑珊记》、长篇小说《北京小兽》《少女哪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