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笔名华夫，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员。

李德（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

李德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上海远东局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此后，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

李德1935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8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1974年8月15日在东德逝世。

指挥失败

1932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来到中国的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图尔·埃韦特取得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李德与阿图尔·埃韦特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洛甫见一次面交谈一些政治和军事问题。

1933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求阿图尔·埃韦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这样李德就成为红都的第一个外宾。再加上又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博古早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中间，修建了一栋约100平方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令部约两华里，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仅二三百米，离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后，自己对军事指挥又一窍不通，正感到束手无策，李德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到来，对他来说，犹如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李德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也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的“新战术”。他先后以华夫为笔名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等8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4所军事大学宣传他的短促突击战术。

李德就在“独立房子”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因此又得到一个“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每当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独立房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

因此，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不断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其短促突击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

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红一军团去的要求。“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待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一请求被批准了。”于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早在中央苏区时李德还曾去红一军团讲过战术课，当时他与军团长林彪相处得还算融洽。不过这次前来“蹲点”的李德却自认为讨了无趣：“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关于军事形势，他缄口不谈，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事实上，林彪对李德仍很关照，他特意交代军团管理科的一名科长负责照顾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红军二占遵义城时，李德又回到中央纵队行动，随军转战贵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据李德回忆，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由于没带翻译，只能靠博古边听边给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对以林彪为代表的错误认识和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态时却说：“我们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林彪、彭德怀也没有到场。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8月初，李德被派到红军联合军事学校担任领导。据他自己回忆：“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的讲座和图上演习，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参加‘收割’，甚至有两次参加了一个征粮队。”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他也认为：“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对此，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的阎捷三曾有过回忆：一天凌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闻讯而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毛泽东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上述一幕，见于2006年8月15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挥权之后》一文。在阎捷三《捉放李特的见闻》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彭德怀以及另外几个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也提到了这件事，应当是可信的。李德对自己的这一行动，在《中国纪事》中却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写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军事学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我这样去做了。司令员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来，其间好像没有发生冲突，早晨我同学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纵队。”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李德是编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李德也成了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1973年出版《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