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我国儒家学派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学派。其活动期间自嘉庆、道光年间至本世纪抗日战争爆发时止，长达一个多世纪。

太谷学派广泛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这一学派仍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学说作了很多新的解释，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学派的总结，现代新儒学的开端。

“太谷学派”始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安徽池州石隷人，星垣为其字，太谷为其号，别名崆峒子，后人遂以“太谷”冠其学派名。家道富庶，父早丧，母任其所好，少颖慧，喜读书，博览经史杂家，好游山水，足遍名山大川，广交异人，拜师寻友，然始终未悟真道。道光元年，游经庐山，见周敦颐镌石之“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方悟解“伊尹之志”是治国，“颜渊之学”是修身。回扬州后，遂专门传授“圣功”之道。当时从者如云，数以千计。

周太谷有陈一泉、韩仰瑜、汪全泰（字竹海）、张积中（字石琴）、李光炘（字龙川）五大弟子，其中张、李为传铎，即传学的弟子(《论语》：“天将夫子为木铎”)。道光十二年周太谷逝世，汪全泰、陈一泉、韩仰瑜将太谷遗著整理后，送交黄崖张积中保存后，即弃学为官。张又将《十三经或问》及其它遗篇汇集，而成《周氏遗书》，成为张积中、李光炘（周太谷又一弟子）讲学的底本。李光炘又有其代表作《李氏遗书》中不仅反映了其师周太谷的名言与思想，而且融摄儒、释、道、墨诸家学说，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变通、以人为本、实学实用等新思想。

太谷身世不详，只知道出生于地主家庭，少孤，出外游学，其父母听所之而不问。母死归家，将所以上田全部分给亲故贫困及佃耕者，只身复出讲学于四方。门下人色庞杂，从者甚众。后来在扬州被拘捕入狱，以瘐毙报，实则为人释出。最后归老于江苏仪征，安葬于南临大江，千亩葱翠竹海环抱的龙山。高足弟子有张积中、李光炘、陈一泉、韩仰瑜、汪竹海、等人。

北宗领袖张积中。江苏仪征人，同治五年（1866）张积中讲学于山东长清、肥城间的黄崖山，聚门弟子耕读避兵，并经营商业，已给群众生计。山东巡抚阎敬铭标下贪功，诬为教匪上报剿灭。当时闫敬明并未下决心，而论功行赏的上谕已下时，为避免欺君，实行派兵围剿，张积中等不屈，举山自焚，死了两千余人，是为清末黄崖教案。

南宗领袖李光炘。江苏仪征人，主要讲学于长江三角洲一带。黄崖教案李光炘也受到重大牵连。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李光炘积极寻求应对策略，主动采取多种调适方法，积极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不仅使太谷学派南宗渡过危机，而且起缵道统并发扬光大。李光炘死后，光绪壬寅（1902）年，李光炘的弟子黄葆年等，又组织学派于苏州讲学，开归群草堂。黄葆年死后其弟子李泰阶、黄寿朋继之，至抗日战争时止。

太谷学派认为宇宙与生命的根源，皆大赤、深黑二气。又皆有天命在躬，太和之气在性，为学要在蒙以养正（易　蒙卦），故自称圣功弟子。他们并非无神论者，也主张解决生死大事。其修持方法，并非出世的修真了道，而是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只要功德在人，或学术文章一技一艺为社会所益，命尽之日即还于太虚，常住两间，久存于人心，这就好像是我们所说的活在人们心中。我们所说是譬喻，他们则认为是真实。不管真实性如何，这种方法还是积极地，有利于社会的。其“立德、立言、立功”的大要，以教养为主。《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是李光炘的弟子，他和黄葆年的分工就是一教一养。刘鹗主张开矿筑路，就是实现学派教养天下的主旨。

太谷学派初无其名，我国古代习惯以讲学内容或讲学地点来称呼。周太谷在扬州讲授“圣功”之学，太谷和其门弟子最初都自称“圣功弟子”。外界称“崆峒派”或“太谷派”；张积中授徒山东黄崖，故名“黄崖教”；李光炘在泰州讲学，人称“新泰州学派”；黄葆年在苏州设立“归群草堂”，从学者自称“入门”，苏州群众称之“黄门”。到1927年《东方杂志》发表卢冀野《太谷学派沿革及其思想》一文，被当时学术界所认可，就此被沿用，始有“太谷学派”之名。

“圣功”之意，出自于《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说，宇宙与人都是秉赋自然界的生机而产生、发展和作用的。一般的人则是随此生机而生而没而转化。能够养得其正者，则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共明”，这就是所谓“圣功”。“圣功”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德”，与《论语，颜渊》， “视听言动”之“视听”作用。视听的作用在于认识客观存，所谓“视思明，听思听”。

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道之际，延之民国年间，它以创始人周太谷而得名。当今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在传授的方式和学术思想上又与儒家学派有所不同，它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的一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教天下”与“养天下”，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都具有启导作用。周太谷在家乡安徽石埭一带传徒，讲授时常杂有一些气功之类的养身术，弟子达数千人。官府恐危及朝廷，将他逮捕并准备处以死刑，后经狱卒相救，周太谷得免于难。

他隐迹江湖数年后于道光初年来到扬州，以行医为生，经常出入茶馆市肆，言行怪异，不流时俗，他的言行被扬州的有识之士关注。扬州书生汪全泰率先求道，成为周太谷在扬的第一个门徒，世称大竹先生。不久，颇有文名的七旬老翁许鹤汀也拜太谷为师，周太谷的名声大振，信徒日众，上至达官显贵，下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影响颇广。道光十一年（1831年），仪征张积中和李光炘表弟兄俩从仪征来扬，与周太谷辩论三昼夜后，拜在周太谷门下，周太谷对他俩也极为器重，说“启予者炘也，助予者中也。”

第二年，周太谷病危，临终时嘱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兄弟二人尊奉师命，张积中在山东一带讲学，并从“民胞物与”，“不忍人之心”的仁爱思想出发，以黄崖山为中心，招集流民，依山筑寨，组成一个财产共有、教养兼施、君师合一的半封闭耕读社会，尝试建立一个互助、互爱、平等和谐的管教养卫联合体，门徒一时多达三千人，号称“北宗”。人们称张积中为黄崖夫子或黄崖先生。同治五年（1866年）张积中被诬为谋反，黄崖山遭官兵血洗，张积中及其门徒几乎全部遭难，史称“黄崖教案”。此后“北宗”的活动转入地下。

李光炘主要在扬州、泰州等地讲学。同治二年（1863年），在江都宜陵建龙川草堂，门人日众，号为“南宗”，太谷学派进入全盛时期。李光炘著名的弟子有蒋文田、黄葆年和刘鹗。“黄崖教案”后，蒋文田去继承“北宗”；李光炘逝世后，刘鹗主要从事实业，以兴办实业来养“圣功”之学。黄葆年则成为太谷学派“南宗”传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葆年被推为山长，在苏州兴办归群学堂，人称“黄门”。“黄门”在全盛时门徒多达万余，这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学术流派中是仅有的。由于太谷学派的第二代传人李光炘讲学于泰州多年，黄葆年、蒋文田又是泰州人，所以有人称太谷学派为“新泰州学派”，以别于明代的“泰州学派”。

民国二年（1913年）后，黄葆年、蒋文田在苏州共同讲学，从此南北合宗。黄葆年去世后，太谷学派逐渐衰微。太谷学派在苏州讲学40余年，造就了一批学术人才，1949年太谷学派解体。周太谷对儒家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常“发往圣所未发，释先儒所莫释”。在宇宙观方面，他认为“乾，阳气也；坤，阴气也；屯，二气交于下也；蒙，二气凝于上也。需讼者，运寒暑也；师比者，建畿国而分井邑也。”又称“夫大赤之气，运日生而不坠，深黑之气，载出海而不泄。”把阴阳之气具体为能“运日星”的“大赤之气”和能“载山海”的“深黑之气”，而日、月、风、雨、雷、电、星则是两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周太谷把“诚”注入生命之学，发展了传统的生命之学。周太谷年青时曾游学四方，分别拜精道学的韩子愈、通佛学的陈少华为师，这样他就谙熟佛、道两教，所以在他的学说中也就带有佛、道的思想。

李光炘认为，儒、佛、道的学问各有所长，他们之间是相互兼补的，而太谷学派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融进了佛、道两家之长，“老者，孝也，忠也。佛者，弟也，恕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圣之说诗，佛门作偈，道门咏歌，其义一也，多风人之旨”。太谷学派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到太谷传人时宗教色彩渐浓，到黄葆年的“黄门”时则已有宗教化的倾向。“心息相通”是道家练气之术的入门要诀，周太谷讲学时常带有的气功之类的养身之道，经过张积中、李光炘、黄葆年等人的发挥，演化成“心息相依”，被当成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成为太谷学派的精华所在。

周太谷说，“人之始生也，知视动而视动之心已放矣，知言听，而言乎之心亦放矣。欲求其放心者，必得非礼勿视动。非礼勿言听。言近乎听，言认则不闻；视近乎动，动无往则不睹。厥后已放心之复其初也。”“言认”是不说话，“无妄动”是不做无谓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使人的心转“复其初”，这就是“心息相依”。张积中把“心息相依”与人的道得修养联系了起来，说“慎动则息依于心，沉思则心依于息。人能心息相依，则言自谨而行自慎。”“以心省察其息，以息涵养其心，故瞬有存息有养。”黄葆年不仅把“心息相依”作为养身之道，还作为门下弟子修习“圣功”的准则，并对“千经万卷”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心不明不能依息，心不纯不能从心。龙川夫子有曰：心依息便是居仁，息从心便是由义。心不明，息昏之也。息不定，心乱之也，故心息相依可包罗千经万卷，千经万卷皆是心息相依注脚，识得心息相依，读书可，不读书亦可，否则多读书愈加黑矣。庄子仙心，心息相依，只在仁为己任。”并说“心息相依是格物。”太谷学派在讲授形式、入学的规矩都带有很深的宗教色彩。

学派自称其传为“羲、文、周、孔、周”。后一周虽说可能是周太谷，但书中颇推崇周敦颐，可能为其渊源所致的民间暗流。

太谷学派的遗书主要有《周氏遗书》《张氏遗书》《李氏遗书》及《语录》等百余种，均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