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因革礼》是北宋欧阳修、苏洵参与编纂的宋代礼典，共一百卷。

《续资治通鉴》卷六三英宗治平二年九月辛酉：“提举编纂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修奏，已编纂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

欧阳修《故文安主簿苏公墓志铭》：“初，修为上其书，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逐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篡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由此可见，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转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礼书修成之后，呈奏朝廷，未等批复下来，他就病故了，当时是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 1066年），他活了五十八岁。

臣修等闻，昔秦燔灭诗书，而礼乐尤其所恶，故汉兴二百余年，而郊祀之礼听于方士，乘舆所御不过袀服。及至显宗，然后发愤太息，凿空耕荒，以有三壅七郊、百官备物、辂车衮冕，以祀天地，养三老五更于学，然后学世有述焉。汉末丧乱，永平遗文复就湮灭，而江左学者犹能言之。萧梁之时，日不暇给，犹命陆连、贺等五人分治五礼。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国日浅，亦能于兵烬之余收集南北仪注，为百三十篇。故唐兴，得以沿袭，为贞观、显庆、开元之礼。古之君子于战伐崎岖之中，犹不忍礼乐之废，苟有一日之安，则相与戮力讲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宪章文物，远迹三代。而观书于太常者，独有《开宝通礼》得为完书，其余颠倒脱落，无所考证，至不及汉、唐者，有司失职，学者不讲之过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约唐之旧，为《开宝通礼》，事为之制，以待将来。其后更历三朝，随事损益，与《通礼》异者十常三四。苟新书不立，而恃《通礼》以为备，则后世将有惑焉。故天圣中，礼官王等论次已行之事，名曰《礼阁新编》，其后贾昌朝等复加编定，名曰《太常新礼》。而《礼阁新编》止于天禧之五年，《太常新礼》止于庆历之三年，又多遗略，不能兼收博采，以示后世。而二书之外，存于简牍者尚不可胜数，付之胥史，日以残脱。故嘉祐中臣修以为言，而先帝以属修与凡礼官，命臣辟、臣洵专领其局。始自建隆以来，讫于嘉祐，巨细必载，网罗殆尽。以为《开宝通礼》者一代之成法，故以《通礼》为主而记其变，其不变者则有《通礼》存焉。凡变者皆有所沿《通礼》也，其无所沿者谓之新礼，《通礼》之所有而建隆以来不复举者谓之废礼。凡始立庙皆有议论，不可以不特见，谓之庙仪，其余皆即用《通礼》条目。为一百篇以闻，赐名曰《太常因革礼》。虽不足以称先帝考礼修业、传示无极之意，犹庶几于守职不废，以待能者，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提举编纂臣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兼侍读、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臣李柬之，龙图阁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官、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臣吕公著，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兼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臣宋敏求，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臣周孟阳，尚书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兼充史馆检讨、同知礼院兼丞事臣吕夏卿，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同知礼院臣李育，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同知礼院臣陈绎，太常博士、礼院编纂臣姚辟，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臣苏洵等谨上。〈《太常因革礼》卷首。〉

政治上，欧阳修晚年是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政治领袖，誉满天下，后人传说他已升仙界。他参加庆历新政，反击政敌，胆色才学，名震一时，颇能鼓励士气，许多士大夫随之而起，以他为榜样。他提拔许多后进人才，“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续资治通鉴长编》），许多大臣名士如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过世时，宋朝士人不分政见，都叹息流泪，跟欧阳修有过来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为难过，“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王安石语）

欧阳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跃和开创的精神，“特别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领袖的良师益友，在诗歌、散文、史学、经学、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划时代的业绩”，堪称全才，“一代儒宗”（曾慥语），使宋代学风一变。他受苏洵父子推为孔、孟、荀子、扬雄、韩愈之后第一人，几乎尊为道统。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上文化上，欧阳修俱属当世最高领袖，钱钟书指出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德国汉学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指出欧阳修“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史家刘子健则称他为“盖世名臣”。

欧阳修在生时，其散文已享有最高声誉。王安石赞扬欧阳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苏轼赞扬欧文简洁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师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后人视为古文写作典范，如清初钱谦益即学于此书；〈醉翁亭记〉人人皆知，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文学史家宇文所安认为，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

理学家则不太佩服欧阳修，最不能赞同的是欧阳修不谈“（人）性”，又批评他的词和私生活，认为是“戏谑放浪”，应该贬斥；学术上又觉得他不够精当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统，只颂扬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学案》，受理学的影响，把欧阳修的领导地位贬低了不少。由于欧阳修为宋诗奠基，后世独尊唐诗而看不起宋诗的人也特别贬抑欧阳修，如清初贺裳说欧阳修“有功于文，有罪于诗”。个别学者否定欧阳修在诗文改革的领导地位，此说未得其他学者认同。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突击取胜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

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负责撰纪、志和表，列传部份则由宋祁完成。《新唐书》文笔较《旧唐书》活泼，志、表亦较优胜，其中〈宰相世系表〉最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谱。但《新唐书》删去唐代的骈体诏令，也删去若干史料，以简洁为贵，材料实不及旧书丰富，失诸过简，并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后来许多史家如章学诚，都不赞成这种写法。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唐代部份几乎全用《旧唐书》而不采《新唐书》。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这18年间，欧阳修私下编纂《五代史记》74卷，后世称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在洛阳，合作写作《十国志》，并商议写成五代史，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结果由欧阳修独自完成。欧阳修采用春秋笔法，并效法《史记》，文中多寄寓褒贬，论赞（传末议论）以“呜呼”起辞，抒发感慨与评价。《五代史记》与《旧五代史》不同，并非各朝的断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编入一部本纪，另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无的〈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儿传〉及〈宦者传〉。部份篇目如“死节”、“死事”，为后来正史援例采取。语言上，《五代史记》以古文撰写，化《旧五代史》的繁琐冗长为简洁，从此中国史书写法一变。

唐代以后，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欧阳修毕生没有公开《五代史记》，过世后一个月，《五代史记》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驾《旧五代史》。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下令删去《旧五代史》，自此官方史书仅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学者则一般较重视《旧五代史》而轻视《新五代史》。二书之优劣，学者意见不一，《新五代史》较能反映五代的时代特点，表现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但却改写了原有史料，而且过于简略，份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过于简单。

欧阳修给弟子徐无党讲解《五代史记》，其意见徐无党记录下来，写成《五代史记》的注释，共204条，主要阐述写作意图、体例，以及对原文的训诂，但清代学者对此注评价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刘凤诰都曾注解《五代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