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医事机构名称。宋代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前身为前朝太医署。

宋朝建国后就沿用前朝设立太医署，太宗淳化三年(992)改名为太医局。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代官办医学教育在太医局中正式建立起来。宋代太医局的规模较唐代小些，并偏重于培养医务人才，其后逐渐发展成为医学生习读之所，类似于今日的医学院校。

太医局开始属太常寺，神宗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属于太常寺，专置提举一员、判局一员，其判局选知医事者为之。下分9科即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等，盛时共有生徒300余人。太医局内设提举、丞等官员和教授、助教等教师，考核分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等6项。各州县亦设负责医生教育的官职，属太医局统管。另外，太医局还附设卖药所，向一般平民出售成药及药品，后改为独立的医药和剂局、医药惠民局等机构。

1、宋代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为国家输送大量医学人才。

太医局首先对学生的来源严格把关，通常在每年春季招生，规定年龄在15岁以上，有召命官、使臣或翰林医官做保，学生3人一组，结为连保，在太医局旁听1年后才能获得1个候补的入学资格。所谓的候补入学资格，就是不能马上进入太医局学习，因为太医局每科的学习人员都有定员，只有等有了空缺，获得候补入学资格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科的选试。选试的题目是问答题，考官会提出10道题目，这些题出自《难经》、《素问》、《诸病源候论》、《神农本草经》等书的内容，回答出5道以上为合格，由太常寺发给一个正式入学资格的“牒”，这样才可以进入太医局开始真正的学习。学制为1年，毕业还要有考试，考试优秀的，可以选送到翰林医官院。

在宋代，除太医局设有医学教育机构(有时又被称为医学)外，徽宗时期为提高医学水平和医者地位，在国子监另设“医学”，仿太学三舍法进行医学教育，此即宋代特指的“医学”。此后历史中，太医局和医学几度兴废，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宋代培养医务人才，并逐渐形成了融合教学与研究为一体，内容完备的医学教育制度和医官考核制度，为金、元等朝医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太医局和医学的设立是宋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但由于它们均设在京师，名额有限，使其服务区域仅局限在京师一带，地方上则很难兼顾。虽然每遇有灾情、疫情出现，朝廷往往会选派良医前往救治，但这只能解一时之急，而更多时候地方医生其实是“无所师法”的，也使得一些边远之民得病后只能求祝巫觋。事实上，终宋一代，宋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地方医学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

2、惠民局与和剂局的建立对宋朝及后世的影响

（1）对当代医疗的贡献

1076年，即宋神宗熙宁九年，宋朝政府在京都汴梁开办了一个官办药局，叫做“太医局熟药所”，又称“卖药所”，这是在王安石变法的环境下，针对当时有些人制造、贩卖假药的情况，由国家实行对医药购销的专卖，不允许个人或其他部门私自制作药品出售的一种举措。当时卖药的价格也区别对待，对于生活穷困的“特困”人家，无偿送药；对一般穷人，低价售药；而对有钱人，则按照药品的正常价格出售，体现了政府对穷人救助的政策，而且保证了药品的质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卖药所却坚持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103年已经发展到7所。1130年，南宋政府在临安重建药局，后来改名为“太平惠民局”。

（2）促进《局方》成书

1078年，这些官办的药局为了统一制药质量标准，将所属药局的成药处方编辑成书，后来几经增删补充，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将成药方剂分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七百多首方剂，多是一些民间常用的而且效果比较明显的处方，像现在仍在经常使用的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藿香正气散等都是出自这部书。

（3）对中药炮制的影响

太平惠民局在制药过程中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使炮制和制剂方法趋于定型。在其配方手册《局方》中炮炙方法比《雷公炮炙论》要丰富优越。从《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炙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从宋代起已使过去为了减少毒性而进行的“炮炙”，一变而成为制成药品的“炮制”。它体现了炮制目的转变、炮制范围的扩大和炮制技术的迅速进步。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了187种中药的炮制方法，形成了炮制通则，相当于现代的药典，具有很强权威性。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论炮炙三品药石类列”中对半夏和天南星的炮制方法做了规定。规定“半夏，凡使：先以沸汤浸，候温，洗去滑，如此七遍方用。如入汤剂切片完用。或尚戟人咽喉，可杵为末，以生姜等分捣，研和为剂，淹一宿，捏做饼子，焙干使。如更杵为末，再以姜和剂淹之，焙干尤佳，此用合汤妙。”对天南星的炮制规定“凡使：于热灰中炮裂，方入药用。或别有制度，各依本方”涉及11种炮制方法。

（4）对后世医家思想的影响

《局方》的成书，推动了方剂学的发展，医生根据病人病情选用相应的成药。成药易于存储，携带，适应面较广，加之为官方颁布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在当时受到医生和患者的欢迎。如对此朱丹溪《局方发挥》记载：《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疾病便可安痊。”但朱丹溪又曾指出：“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今乃集前人己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由此看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当时医生依照惠民局颁发的《局方》治病，照搬成法，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泥于《局方》，造成不求病源、温补香窜流弊成风的状况，也促成了不求辨证施治的风气。元代朱丹溪认为其方中有辛燥之品，劫伤阴血，非阴虚所宜，这也成为其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这一学术思想的因素之一。从这方面看虽然成药制剂手册《局方》存在弊端，但也对金元时期“滋阴派”的发展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