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古代医生称谓。太医，后世也叫御医，是专门为帝王、宫廷及官宦上层服务的医生。多为当代学识渊博之名医组成，基本由代传及推荐组成，后世（宋代以后）成立了官办医学机构，开始培养医学工作者，成绩好者可升为太医。

太医，即封建时代的宫廷医生，也称御医。御医、太医均本为官名，太医出现较早，秦设太医令、丞，掌宫廷医事，其下有侍医，其余宫廷医生统称太医；御医是医官系统中的一个品级，最早见于《晋书》。后来二者都演变为宫廷医生的代称。御医流派，即以历代宫廷御医为群体的中医学流派。

御医的产生是随着专制政权的产生而产生的。《黄帝内经》中的天师岐伯精通医道，侍黄帝左右，当可算御医第一人，然而《黄帝内经》一书为假托黄帝之作，黄帝只是个传说，故岐伯其人的存在真实性不大。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周礼·天官家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僪杀之齐。”但钱穆先生多方考《周礼》为“战国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假托周公封建来伪造的一部订有精详的具体制度的‘东方之理想国’的伪书”，且其所载的医官制度与后世相差极大，所以也不能保证其真实性。参考同一时期的《左传》《国语》《诗经》等书来看，春秋以前大多是医巫蒙昧不分的，甚至在战国时的文献《楚辞》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蒙昧状态的存在。而据《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所载，秦国出使晋国为晋景公治病的医缓(其时古人多为单名，前加职业)被冠以医职则是专职的医生了，从其代表国家出使他国，为他国诸侯诊病，也可以认为他便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御医。

先秦时御医的来源主要是医官。夏、商、周时期巫、医不分，巫中通晓医术者为巫医，负责统治者的健康保障。周代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社会的解体，学问也从统治阶级手中解放开来，是为官学下替，学在四野，此时的宫廷医疗人员也由之前单一的医官转为医官和征召来的有名望的民间医生共同组成，但以原医官系统为主。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以看出扁鹊作为民间医生参与了多个诸侯国的统治阶级医疗活动并被文献记载。

从秦到南北朝时期，御医的来源又多了征辟，《汉书·两龚传》载：“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征辟的对象就是那些有师承、有名望的民间医生。这一时期的医学传承模式是家传师授，业医世家及名医传人为宫廷医疗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如三国时曹操征华佗为侍医；南北朝时著名的东海徐氏八世为医，代有名家；姚僧垣继承父业，累迁太医令。此外，汉代更设“医待诏”为顾问性质的医疗人员。

自隋唐以降，御医的主要来源是官办医学机构的培养和征辟。医学教育最初出现在南北朝，但因政局跌宕，未形成规模。隋时，官办医学已经比较发达，其人员最多时达580余人。自此以后，官办医学代代都有，其中的医学生经过多年的系统培养，层层考核，其中成绩优异的便能提为御医，为宫廷服务，能初步满足宫廷的需要，但仍不时向民间征辟医生，尤其是当帝后得病，御医们束手的时候，便由地方官员举保各地名医，经御医们考核后确有实学者方能给帝后诊治。

《国语·晋语八》医和答赵文子“医及国家乎”时说：“上医医国，其次医疾，固医官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医者将治理国家作为职责，其社会地位等同于官员。而自春秋战国时官学下替，私学竞起，百家争鸣，士大夫阶层崛起，而医生却未能成为其中一员，反而降为百工之一，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沦落为“贤君子”所不齿的“贱工”。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也就此定位，《三字经》中亦有“医卜相、皆方技”。方技官地位低下，正史记载绝少，往往只在百官志或者方技列传里面略有记载。张仲景开辨证论治先河，撰《伤寒杂病论》，被尊为医圣却不见于正史，医生的地位可见一斑。

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但士大夫之流耻之，连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自己也以为耻。比如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颇自悔”；东海徐氏“文伯亦精于医，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耻以医为业。故其虽终身随侍于历代帝王之侧而人不以‘太医’称之。”由此可见御医们虽然是官员，然而他们的品阶并不高，历史上执掌宫廷医事的长官，如历代的典御、奉御、院使（相当于太医院院长）等均不过是四、五品官，普通御医更是只有七、八品左右，而且是方技官，相较于他们的服务对象而言地位实在卑下。

历史上医生品阶最高者当推明代太医院院使许绅，其被封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官居一品。然而许绅的高官源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的宫变，几位宫女用绳子勒住嘉靖帝致其气绝昏倒，此时许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受到了嘉靖帝高规格的奖赏。而后其作为院使，却因用药而惊悸至死，可见御医群体社会地位之低下。

历史上医生的悲剧几乎都发生在御医身上，因为社会地位的地下，御医们的性命在他们服务的对象指掌之间，不说诊治略有差池，就是应对稍有不慎都可能获罪。如战国时文挚以情志法（激怒）治齐闵王而被生烹，三国时华佗因见疑于曹操而丧命，前秦太医令程延直言前秦主符生食枣过多致病而杀身。其余，历代帝后驾崩，除非遗诏中有不须加罪之语，否则无论御医诊治是否有过均被处置是一种惯例。

御医的工作是为帝后妃嫔诊病、配药，提供保健意见等。因为诊治对象的特殊性使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与一般的民间医生迥异，主要表现在工作对象生理病理特点、工作模式及施治方法几个方面

（1）服务对象的生理病理特点

御医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帝后妃嫔、王公大臣等贵人，个个位高权重。这些人大多锦衣玉食，四体不勤，又多劳心思虑，故而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疾病谱相较于普通人是有差别的。如《灵枢·根结》谓“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素问·通评虚实论》：“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素问·疏五过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伤败，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如上诸多论述，说明贵人的生理、病理、疾病谱和包含精神因素的疾病谱与布衣的具有很大差别。

后世对此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明代御医顾定芳认识到劳心者大都容易得“热中”，令其“症结于中”，而且那些“眩瞀怫郁者，高危满溢，远虑摇神，终败盩以自掇灭。此其为患，亢极而逆，淫邪越于百络而不收者也。”膏粱厚味积于中，四体不勤逸于外，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心机费尽，气机郁结而不散，宫中此类之病不可胜举。例如薛宝田《北行日记》载其应征为慈禧诊病时，诊断“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因而“奏请”慈禧“节劳省心”。慈禧答曰：“我岂不知，无奈不能。”宫中之人，此类疾患，势所不能免。

（2）御医的诊治方式特点

治贵人之难，古人早有言论。《后汉书·方术传》载太医丞郭玉答和帝为“贵人诊治不如穷人”时说，治贵人有四难。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者在于医生，在清代医生为帝王治病时几乎毫无尊严可言。马文植《纪恩录》载其为慈禧看病时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跪着回答慈禧的问话。诊时“膝行至几前”诊脉，然后左右互换。如此压之以大礼威严，战战兢兢的情况下，定然用意不尽，自然不能完全发挥医生的水平。二者在于病人，如郭玉所言，这些贵人好逸恶劳，身体羸弱，不耐药力，又将身不谨，不易康复。更有那略懂医术，喜“自用意”者，如前例马文植等拟方后“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然后待“圣裁”明示可服与否。又如明代盛寅用破血之剂治东宫妃月经不通，先是怒斥而不用，既用又将盛寅锁于禁中，使其家人惶怖，以为必死。如此师心自用，恐怖威压，御医的疗效自然要打折扣。

针灸一术在宫廷医学的遭遇也反映了这一点。《名医类案》载侍医秦鸣鹤治唐高宗风眩头重，断以“刺头出少血即愈”，武后闻言怒而欲斩之，幸而高宗同意一试，秦鸣鹤刺脑户及百会后，高宗即愈。但及清代，针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道光二年，皇帝下令“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所幸这道禁针令还未发挥大的影响就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终结了。

（3）御医诊治的用药治法特点

帝王之家享用已极尽人间，所患人生苦短，故又求延年益寿。历史上服金石丹药以求长生之君王颇多。即使能不为金石所惑，平日补益之品亦不可少，大抵是补脾肾、益气血之品，如人参、熟地、枸杞、鹿茸、杜仲、苁蓉、何首乌、补骨脂、松仁等药。又巧为之治，剂型多样，丸散膏丹、药酒代茶饮等一应俱全。陈可冀先生研究清宫医案后就整理编撰有《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等多部著述。此为平日调补法，至于治病，则非执于滋补，而以中病为要。宫中人心多有隐曲，供养又丰，故多有气滞血瘀、食积内热之证，故通腑攻积亦为常法。“据宫中医事档案记载，仅同治六年间的半年之内，宫中用大黄与熟军多达28斤4两”。御医用药之求实效如此，盖不见其效即要问罪，故不能以平淡之品敷衍搪塞。

御医们为王公大人治病，处处谨慎，时有不便下药之处，需以圆机活法应对。其治法灵活多样，时有出人意料之法。如隋时莫锡君用《京都无处不染雪》《梅熟季节满园春》两幅画来治隋炀帝“真水不足，龙雷火越”烦渴证。许胤宗治柳太后中风失语，口噤不能服药，用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熏之，使药力从鼻孔、肌肤而入，当夜便得语。宋徽宗伤于冰而得脾病，屡服理中丸不验，杨吉老以冰煎理中丸治疗，一二服而愈。御医们富有智慧的奇法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堪为后世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