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足运动始于清末，天足即放足，是针对妇女的缠足而言的。晚清时期，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缠足开始受到抨击。清末，天足运动声势浩大，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

清政府从“旗女皆天足”出发，再三下令禁止缠足，这一民族同化政策当然不会被理解和接受。太平天国曾反对缠足，但仅行一时，没有连续性。随着近代机器生产的发展和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传人，汉族妇女的三寸金莲与“番妇”、“旗女”健美的天足形成的反差，日益显露出来。外国博物馆还像稀奇文物一样展出中国的三寸金莲，消息反馈到国内，更刺激了国人，促使国人自省。西昆熊子的《药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女教篇》，痛陈缠足之害。外国传教士组织的天足会也进行善意的劝导。19世纪末，倡禁缠足的呼声由个别人的先觉宣传，发展为一种群体意识和群体活动——清末天足运动。

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广东南海创立了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组织了不缠足会。一时间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各种不同名称的天足会相继成立。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写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光绪帝于1898年8月13日发出上谕，禁止缠足。天足运动又上升为维新变法的措施之一。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蟠然变计，再度推行新政。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06年，中国天足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清廷的政令和民众运动结合，出现了放足的热潮。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就有移风易俗的主动意识。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力陈缠足等各种风俗之害。陈天华的《猛回头》倡言：“禁缠足，俗矫正。”辛亥革命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饰各省劝禁缠足。由民国政府推行的各种劝禁缠足措施，遂在广大城乡付诸实施。

20世纪初和民国以来的劝禁缠足，虽有一定的群众运动基础和法令依据，且与推行新政、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但它面临的是近千年积淀而成的世俗势力。“金莲不小，无以字人”，尤其是闭塞偏俯的乡村，对于放足多阳奉阴违，甚至顽固对抗。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经国民政府反复劝禁、施压、惩罚，缠足才在幼女中绝迹。那些缠裹成形的少妇，虽经放足，也已无法改变，只能遗恨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