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的红花》是1964年由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
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剧情电影。由崔嵬、陈怀皑、刘宝德执导，法蒂哈等参演。
反动牧主的儿子、大队兽医哈思木不甘心草原上的权力被剥夺，利用阿斯哈勒想“发家致富”和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挑拨他与妻子阿依古丽的关系。阿斯哈勒听信坏人谗言，对妻子打骂并以分居相威胁。阿依古丽意志坚强，毫不畏惧，积极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当年夺得了畜牧业的大丰收。哈思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对此，阿依古丽提高了警觉，暗中监视哈思木的活动。次年春天，正是产羊羔的旺季，突然气象台预报暴风雪即将来临，社员们积极做好防寒准备，以免羊羔受冻、蔓延肺炎，技术员沙发尔还从公社带来了治疗羊羔肺炎的药品——青霉素。社员们在队长的带领下，积极行动做好了防寒准备工作。哈思木乘风雪之夜捣毁了羊舍的门窗，并嫁祸于阿斯哈勒。由于羊舍被破坏，许多羊羔受到暴风雪的袭击，得了肺炎。哈思木假装给羊看病，实际上给羊羔注射的不是药品而是蒸馏水，使羊羔的病情加重。大批的羊羔病倒，引起社员们的极度不安，哈思木又散布谣言煽动落后群众，说什么春天“胡大”降下特大暴风雪，青霉素不起作用，这些怪现象是因为女人当了队长，触怒了“胡大”。这时技术员沙发尔到公社化验了哈思木用过的药品，证明是蒸馏水不是青霉素。哈思木得知自己的破坏活动被揭露，急忙乘马逃跑。阿依古丽奋不顾身骑马追赶哈思木，当阿依古丽将要追到哈思木时，哈思木开枪打伤了阿依古丽，幸好社员们及时赶来将哈思木抓获，送政府法办。事实教育了阿斯哈勒，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阿依古丽伤愈出院后，受到社员群众们的欢迎。阿斯哈勒诚心诚意地拥护她担任生产队长，将一束红花送给她，并补投了她一票。社员们欢呼阿斯哈勒的进步，欢呼他们爱戴的队长阿依古丽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该片的剧本没有能够摆脱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由原来描写牧民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改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但影片在艺术上的成果还是明显的。导演崔嵬在原剧描写家庭感情生活的基础上深入进去，将主人公在家庭生活及面临各种矛盾冲突时的欢快、喜悦、委屈：痛苦细腻地表现出来，使之真实可信。
西安电影制片厂应该是成立于大跃进时代，到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和北影、长影、上影相比，应该算少之又少，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在老大哥厂的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了几部优秀的故事片。其中和上影厂合拍的《桃花扇》、北影厂合拍的《天山的红花》、以及戏曲片《三滴血》最为成功，在观众中反响算是比较大的。 《天山的红花》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生产生活的故事片，包含了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一些元素：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繁荣发展等内容。故事从美丽的哈萨克姑娘阿依古丽当选生产队长开始说起，但是她的丈夫阿斯哈勒由于担心妻子关心集体不顾家庭，从而对阿依古丽的工作很不支持，而且在家庭中还有大男子主义的暴力倾向；暗藏的阶级敌人阿思木为了夺得大队的权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断地挑动他们之间的家庭矛盾，并制造生产和工作中的困难。但是在阿依古丽的不断努力下，终于用事实教育了固执的老公，并揪出了阶级敌人，同时保证了生产的顺利发展。 对于关注过中国老电影的观众来说，这样一个叙事结构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几乎千篇一律地拍摄成了这种题材。但是当我看完了这部影片，还是觉得相对于那个时代，《天山的红花》仍然拍出了不少新意。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将矛盾的激化和处理没有放在工作之中，而是放在了家庭。样板戏《海港》、《龙江颂》等都是通过一个单位内部党的干部和行政干部之间的矛盾，来折射与暗藏阶级敌人的斗争，从而有人认为例如方海珍、江水英等都是没有家庭、没有爱情的高大全！而《天山的红花》则把这种矛盾转入到了家庭，力图通过这样一个党的干部形象，同时处理好家庭单位、生产生活的矛盾。也许有人会说，《李双双》不是这样处理过了吗？没错，但是《李双双》将女方的形象过于高大化，她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单位，都是处于强势地位，而丈夫孙喜旺在家庭中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变成了丈夫围着妻子转的滑稽场面。而《天山的红花》则正视了这种矛盾，没有处理成笑剧。尤其是拍摄丈夫阿斯哈勒拿着阶级敌人给的皮鞭，准备鞭打阿依古丽时，这个时候导演崔嵬、陈怀皑将镜头语言处理得十分讲究。阿斯哈勒用仰拍高高在上，手中举着皮鞭，但是背景是凝重的暗色，显得阴森恐惧；而阿依古丽蹲在地上收拾奶茶，用俯拍显得柔弱孤立，但是又身着白色的长裙，给人一种怜悯和同情。这样一个镜头，在“三突出”年代我们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便是在大写17年期间，也很少用这样的镜头反映出党的干部形象。但是，导演这样处理，更符合场景和双方在家庭中矛盾的实际角色。 《天山的红花》在选用场景、色彩运用等方面也很着力，把新疆、天山、牧场等地域特点都很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而在民族大会上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也有一定表现，只是还不是很充分。估计是怕冲淡了阶级斗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