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十月》1988年第1期。

天堂县盛产优质蒜薹，是传统的大蒜出口基地之一。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号召栽种，供销社负责收购，大蒜作为当地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村民们都指望着种蒜薹发财致富。高疃乡的这个村子除了高直楞靠养鹦鹉而发财，所有的人家都靠种蒜薹赚钱。

天堂县有一个瞎子，名叫张扣，他能拉二胡，能弹三弦，更能编出各种各样的歌词，说书讲故事，深得老百姓喜欢。他有一歌词片段是：“天堂县的蒜薹又脆又长，炒猪肝爆羊肉不用葱姜；栽大蒜卖蒜薹发家致富，裁新衣盖新房娶了新娘。”然而今年天堂县的蒜薹销售形势很不乐观。

高羊赶着毛驴车，拉着蒜薹，趁着满天星光，就往县城进发。车载很重，破车嘎嘎吱吱响。上了柏油路，遇上了起得比他还早的方四叔，赶着牛车到城里卖蒜薹。四叔闷坐在车栏上，高羊知道四叔为啥发愁，也替四叔犯愁。

方四叔，正名方云秋，他和四婶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方一君，四十多岁；次子方一相，愣头愣脑，做事毛躁。大儿子是个瘸腿，很难娶上媳妇。四叔就和外村两户情况相似的人家换亲，让自己20岁的女儿金菊嫁给四十五岁，患有气管炎，连担水都挑不了的刘胜利；让曹金柱17岁的女儿曹文玲嫁与金菊的大哥方一君；曹文玲的哥哥曹文娶刘胜利的妹妹刘兰兰为妻。谁知条约刚订好，金菊却和同村退伍军人高马相好了。

高马本是一名军人，有着光明的前途，但是由于拒绝了团长小姨子的求婚而遭到了团长的打击和报复，无奈退伍回了村子里。高马父母早逝，已经27岁，他喜欢上了方四叔家的女儿方金菊，但却受到了太多人的反对。高马和金菊的婚恋阻力不仅仅来自方家，还有乡政府的杨助理员。因为杨助理员是刘胜利的远亲舅舅，如果方金菊嫁给高马，那他外甥就得继续打光棍。高马去方四叔家求情，激怒了方家人。方一君和方一相狠狠地揍了高马，直到打晕后，将他扔到了胡同里。第二天，高马去乡政府告状，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杨助理的羞辱和欺打。长时间昏迷醒来后，高马第一件事仍然是要去找金菊。不听爹娘话的金菊，坚决要求退婚，四叔毒打一通后锁在家中，不准出门，被严厉地看管起来。方金菊没有屈服，没有生出离开高马的念头，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心理。两个月后的农忙时节，四叔让金菊下地帮忙，金菊瞅机会就和高马偷跑了。他们计划放弃家乡的一切，经天堂县的邻县苍马县逃到东北去，然后找高马一个在当地当副县长的战友，请他帮忙留在东北工作生活。由于方金菊体力和心理矛盾等原因，耽误了时间，导致他们在苍马汽车站候车室买上去兰集的车票候车时，被追来的方家兄弟和杨助理员截住。杨助理员唆使方家兄弟暴打了高马，这一次打得更狠，差点就要了高马的小命。杨助理员得意于自己的预见，备有急救的云南白药。可恶的是方金菊她大哥方一君把高马包袱里牛皮纸袋里临走前变卖家产的钱全都掏走了。金菊被捉回来后，四叔把她吊在墙上狠狠抽打，金菊也不告饶。后来发现金菊怀孕了，这时方家人才被迫同意金菊嫁给高马，但条件是高马必须拿出一万块钱才能换走金菊。对此，高马充满了信心，因为他在高疃乡也是种蒜薹的一把好手。因此，他更加努力的经营蒜薹，期待着蒜薹有个好价格，他的蒜薹和蒜头可以卖到五千块，在金菊生孩子前凑足钱，将金菊娶进门。对方四叔来说，“三换亲”的条约不复存在了，但还得为儿子的婚事发愁。

去卖蒜薹的路上，高羊的心情却很好。他老婆怀着孩子还下地帮他拔蒜薹。高羊有三亩蒜地，大蒜长得很好，白帽都很胖大，有的弯曲着，有的笔直地挑着。大肚子老婆在他身边，跪着拔蒜薹，膝盖上沾满湿泥。她手持两根新竹筷子，夹着蒜苗的根部，每夹一下都咬一下唇。他有些可怜她，但又不得不让她帮忙。高羊听说县城收购蒜薹每市斤价格五角，比去年最高价还高。他知道今年全县扩大了大蒜种植面积，蒜薹比去年长得好，要赶早，赶早收，赶早卖。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老婆孩子齐上阵，他可怜地看看大肚子的老婆，估摸着今年能拔三千斤蒜薹，能收入一千五百块。

高羊是很知足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时来运转了。他家庭出身不好，过去吃过不少苦。早年间爹娘省吃俭用攒了钱买地，末了却成了地主。在读小学六年级时高羊曾被贫下中农的孩子逼着喝过自己的尿，生产队长六轮子的儿子王泰把尿撒在女生头上，结果也嫁祸到他身上。高羊的娘死前是被两个四类分子抬回来的，什么话都没说就死了。那时候他没钱送娘进县城火葬场，更不敢把娘和村里的贫下中农埋起，他只能偷偷地把娘葬在了天堂县和苍马县交界处一块无主的生荒地。就因为偷偷埋葬娘，高羊被治保主任高景龙和七个民兵押送到大队部，黄书记指斥他企图翻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案，逼着他去把娘扒出来，送到县火葬场。治保主任把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子戳进他肛门两拃深。深夜民兵看守着他，治保主任让高羊第二次喝了自己尿在啤酒瓶里的尿。

如今40岁的高羊，娶了个有点先天残疾但心眼很好的媳妇，有了一个虽然双目失明，但却很懂事的八岁的姑娘杏花。这不，老婆刚刚又给生了个儿子。比起从前来，一切都好多了，高羊觉得这跟当年安葬娘的坟头风水好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娘占住的风水宝地，也许能在她孙子身上使劲，自己的儿子没准能成个大气候。

日头冒红的时候，他们的车临近了铁道。在他们前面有几十辆拖拉机全拉的是蒜薹。他们车后蜿蜒着一条由牛车驴车、马车、人拉的排子车、手推车拖拉机汽车组成的车马长龙。一条烂公路，万辆蒜薹车。高羊从没经过这么大的场面。上大漫坡，下大漫坡，发生了多起轮胎爆破的事故。

好不容易进了城，高羊和方四叔赶着车挤到了东西方向的路上，往前走了几百米，就再也挪不动了。这时，穿灰制服的人来了，戴大檐帽的人来了，他们夹着黑皮包，夹着黑皮夹子，来收费了。先是交通监理站的人，高羊没钱，被抓走一捆蒜薹；方四叔摸出两张五毛的票子，他俩得到了一张盖着红印的白纸条。接着是工商交易所的人要收两块，又收走了高羊一捆蒜薹。后来又有环境保护站的、卫生检查站的，高羊没有像别的蒜农那样和人家发生冲突，而是有气无力地说：“没有钱，你们拿蒜薹吧！”

傍晚，高羊的驴车和四叔的牛车终于靠近了冷库的蒜薹收购点。就在下一份就该四叔的时候，冷库一个穿制服的人在电喇叭里宣布：冷库已满，暂停收购。高羊当头挨了一棒，头晕眼花，几乎摔倒。后边的人都拥上来，有嚷的，有叫的，有哭的，有骂的。有人摘下磅秤钩子，甩到冷库大门上；有人掀翻了磅秤，砸破了司磅桌，更有愤怒的蒜农开始砸冷库和小“地鳖子”车，还有人放起了火。高羊怕惹事，四叔也有些害怕，他俩赶快往回赶。回头看去，火柱子比屋脊还高。高羊手心里渗出了冷汗。

高羊和四叔赶车绕出县城，越过铁路，还能听到冷库那边的喧哗声。往北走出三五里，高羊去路东给人和牲口弄了水喝。夜色愈来愈浓，当他们爬漫坡到大约一半的时候，一个黑乎乎的大兽瞪着眼睛扑上来，一辆汽车像座大山一样冲着他们压过来，在巨响中，四叔的母牛、牛车、蒜薹，连同四叔都被黑暗吞没了。

四叔被猛车撞飞了，牛和破车被轧在汽车肚皮下。高羊看清了车的驾驶楼里坐着乡党委的王安书记，在这个胖子旁边开车的是个瘦子，是王书记老婆的叔兄弟，原来开拖拉机，根本没有开汽车的执照。胖子告瘦子说“快跑！”没挂牌的破了水箱的汽车在大坡上向下滑着，漏着水跑了。

听了邻居高直楞的话，方家兄弟和高马把四叔的尸体抬到了乡政府大院，终于等来了一个官家的人，是那个杨助理员。方四婶向他下跪，求他做主。杨助理软硬兼施，让方家把人赶紧抬回去火化，双方私了各得所愿，否则干扰了政府工作就犯法了。方家老大老二把四叔的尸体从乡政府拾回了村庄，王书记只赔了四叔和母牛三千六百元。埋葬了四叔，方家兄弟就闹分家，家里的存款、粮食、财物、蒜薹都分开，只给金菊留了半份粮。方四叔的一件新棉衣也被剁成两半，老大和老二各得一半。

5月28日，天上布满乌云。四叔遇车祸九天后，高羊再次赶着小毛驴，到城里卖已经不新鲜了的八十捆蒜薹。此前一天，他曾到城里铁路北收购点卖蒜薹，是诸南县供销社在收购，每公斤一元二角。不巧遇上天堂供销社主任和一群穿灰制服的人来撵走了诸南县供销社的汽车。老天好像要打雷下雨。有消息说县供销社冷藏库已经装满，蒜农可以自由买卖蒜薹了，可是外地客户早被挤走了，蒜薹从最初的六毛钱一斤贱到每斤三四分钱也卖不出去。成千上万的蒜农聚集在“五一”广场，瞎子张扣站在一辆破牛车上沙哑着嗓子，满嘴白沫地高唱着：“……可怜那忠厚老实的方老汉，就这样一命赴黄泉。一把把蒜薹被血染，一阵阵哭声惊破了天。天啊天，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睁眼，看一看这些横行霸道的阎罗……”他的歌唱撩拨着每个人的心弦，听众的脸扭曲着，眼睛闪烁着光芒，好像一簇簇火苗在暗夜里燃烧。高羊预感到今天要闹大乱子，他想赶车离开这是非之地，但四面八方都是车辆，动弹不得。

广场与马路相连，路北边就是县政府大院。县政府的大铁门紧闭着。几百人高呼着“县长出来！仲为民出来！”人们挤在县政府大院前的广场上，要见县长讨个说法。一个马脸青年带着蒜农喊口号：“县长名叫仲为民，不为人民为个人！”县政府办公室逄副主任出面给蒜农们“做指示”：你们聚众闹事，是违犯国法的。你们不要受坏人调唆，把蒜薹拉回去自己想办法处理，不能卖自家吃吧！

此时，高马跳到一辆牛车上，挥拳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并抓起一捆蒜薹，抛进了县政府大院。高羊想离开却挪不动，身不由己地随了人群涌进了县政府大楼。县长办公室里堂皇豪华的陈设招来了高羊的嫉恨，他在砸碎花盆和金鱼缸的过程中感到了快意。高羊万万没想到踮着双小脚的方四婶也夹杂在人群中间，她东扯一把，西扯一把，撕下并点燃了窗帘、字画和文件，她哭着骂着：“还俺的老头子！”后来跪地磕头，喃喃地说“老头子，俺给你报了仇了！”有的蒜农砸桌子，有的用铁哑铃砸电话机，有的在抢香烟。

警察很快就来村里抓捕高马、高羊和方四婶，结巴警察和腰鼓头警察通过村主任金角诱捕高羊，他们使用了电警棍。高马则翻墙逃走；四婶被老郑和年轻的女警察押送到乡政府派出所。高羊在乡政府大院，又见到了那个喊口号的马脸青年。阳光很毒，三人被双手反剪铐在大院路边的杨树上。金菊挺着大肚子，带了一颗西瓜来看四婶，母女俩抱头大哭，四婶终于答应让金菊跟着高马好好过日子。三个犯人在大院里受到警察们的欺凌，一辆装家具的车路过马脸青年时，车厢上露出的三角铁剐开了他的脑袋，流出了白的东西和黑血，让他性命难保。

高羊被关进了看守所的监室里，他变成了“九号”。这监室到处都是灰色，他和老流氓杀人犯、偷盗犯三个犯人同室。杀人犯是一个中年犯人，他统辖着全室，逼着想吃高羊那个馒头的老犯人吃下浸了尿液的馒头，高羊也被逼着平生第三次喝了自己的尿。半夜高羊发高烧，陷入昏迷状态，早饭又没吃一口。天明时一个高级女人来给他看了病，高羊觉得让一个高级女人摸了额头，那么干净的手打了自己的屁股，即便死在这监室里也够本了。看守所专为高羊做了病号饭，白如粉丝的面条里卧着两只金黄的鸡蛋。他吃完了生平最好的一餐，肠胃都幸福得发抖了。但是好吃难消化，中年犯人对吃了独食“通心粉”的高羊打出了“通心拳”，而且还让另外两犯人每人三拳，高羊把面条全都吐嚕吐嚕吐了个精光。

拒捕的高马从墙上跌下来，他跌在朱老师家的猪圈里，一群马蜂螫了自己的脸。曾被红卫兵打断过腰的朱老师把他带进一间黑房子，让他藏进了大瓮。警察离开后朱老师赶快叫高马顺着胡同往东跑。后来他一头栽倒在了槐桑之林。后半夜，他好像看到金菊挎着一个红色的小包袱，挺着大肚子来跟自己告别：高马哥，俺要走了……他猛省到这是不祥之兆，他大叫一声，把自己从梦中惊醒。但是恐怖感却袭上心头，他反复运算过，金菊生产的日子，不是昨天，就是今天。一上午工夫，他吃了三棵树的槐花。

仅仅流浪了一天，高马就感到了与人世隔绝的巨大痛苦。他打定主意要趁夜潜回村去，他计划着，回家把卖蒜薹已得的现金四百七十元拿四百块给金菊，让她买东西吃，七十元做盘缠流亡东北。他沿着逃跑的路线，一步步往回挪。进了自家的胡同，他还是感到紧张。他看到那匹总也长大不了的枣红马驹子在胡同里飞跑着。房门大开，他有些惊诧，一踏进门槛，他就看到东间房门的正中立着一人。他燃起一点火苗，在动荡不安的小小光明中，一眼看到了吊在门框正中的金菊紫红的脸庞，凸出的眼球，耷拉出来的舌头和高高隆着的肚皮。他整个身体像墙壁一样，向后沉重地倒了。

原来金菊从乡政府大院看望娘回来，一路上肚里的孩子就拳打脚踢，金菊爬回了高马空落的家，想着爹死娘被抓，高马逃亡在外，两个哥哥又分家单过，自己家破人亡，无所依靠。她看尽了人生的苦楚，找了绳子做绳套上了吊。高马抱住金菊的身体，感到自己心中只剩下了恨。方家兄弟过来看过妹妹的尸体，前脚后脚地也走了。就在高马为金菊办丧事时，警察抓获了他。

大厅里气氛十分严肃，天堂蒜薹案第一审在此开庭。有关罪犯被押上来后，审判长宣布案由：5月28日，罪犯高马、高羊、方吴氏、郑常年……砸抢、火烧了县政府，并打伤了县政府工作人员若干名。天堂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开始法庭调查。高马直视着审判长，始终只说着四个字：我恨你们！接下来的环节有证人提供证言，被害人发言。在问到“被告有什么话要说时”，四婶哭着说：“政府，俺老头子死得冤枉啊！一条人命，一辆车，王书记只赔给俺三千五百块钱啊，政府，俺冤枉啊……你们不能官官相护啊！”

当辩护人进行辩护时，辩护人席上，站出了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军官，他说他有权为父亲，本案被告人郑常年辩护。他首先肯定了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他认为天堂蒜薹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案件的导火索，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他接着说：“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

大厅里异常沉静，空气在浓缩发抖。青年军官最后申请县人民检察院对玩忽职守，拒绝到场与群众见面，以致酿成大乱，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仲为民县长的渎职，向天堂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大庭里响起疯狂的掌声。高马为首的二十几个农民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

瞎子张扣也曾被列为“天堂蒜薹案”的“头号罪犯”被收审，电警棍戳过嘴巴，透明胶纸封过嘴巴，后因眼瞎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他依然每天坐在县政府旁边的斜街上，不知疲倦地演唱着天堂蒜薹之歌。然而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嘴巴里塞满烂泥。

事后有确切的小道消息称：原天堂县长、县委书记因认识了错误，要弥补过失，被改调至岳城县和三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分别兼任副县长和县长。

1987年莫言春节回家时，在老朋友张世家“乡镇党委宿舍兼办公室的屋子里”看到山东《大众日报》上登载的一则报道，报道的是山东苍山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原来，1986年山东苍山县农民种植蒜薹获得大丰收，前来收购蒜薹的外地客户非常多，给的价钱也很到位，当地政府部门纷纷使出各种“看家本领”对外地客户吃拿卡要，外地客户不堪各种变相收费，纷纷撤离，导致农民家里的蒜薹大量烂掉。到了1987年，农民们不想再种植蒜薹了，但县乡政府强行摊派任务给农民，结果当年蒜薹又获大丰收。然而因外地客户不敢到此收购，导致蒜薹再次大量烂掉。农民们对当地政府杀鸡取卵逼走外地客户的行为非常不满，对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收购蒜薹不力，有关部门拦路设卡，把外地收购蒜薹的车辆挤走，导致农民蒜薹卖不出去，大量蒜薹腐烂在地里面的行径义愤填膺。蒜农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大量的蒜薹拉到县委、县政府大门口堆着，让当权者们眼睁睁看着这些蒜薹烂掉，并要求当地县委县政府赔偿损失。农民要求见县长，县长却躲着不见，让人把自家的围墙加高，上面拉了铁丝网。在蒜农要求无果后，则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对抗性行为：蒜农们包围了县政府，冲进县政府办公大楼，砸了县长办公室，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把县里领导吓得躲了起来。事件发生后，许多“闹事者”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

看了这个报道后，莫言内心马上就很冲动。此时的莫言，人虽在京城，但心在高密；尽管身披军装，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他觉得农民跟自己息息相关，如果不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会良心不安。他要把积压多年的、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

事实上，21岁从山东高密才走出来的莫言，有近十年的农村劳动生活经历，而且莫言后来一直与乡村和土地密切联系着。看到报道后的莫言又痛苦地想到了自己四叔的惨死。那是两年前的1984年，四叔赶着牛车往县糖厂送完甜菜返乡的路上，连人带牛被一辆为乡党委书记拉建筑材料修盖房子的汽车活活撞死。司机原先开拖拉机，没有汽车驾驶证。事故处理时，肇事方对一条人命、两头牛命（母牛正怀有小牛）和一辆车，仅仅赔偿了三千元，连照面也不打一下，轻轻松松地就打发了四叔的家属。那个乡党委书记是莫言姨夫的亲侄子，原来是莫言所在公社的党委秘书，和莫言父亲很熟。一边沾亲带故，一边是四叔，四婶在莫言面前一哭，莫言心中十分悲愤，完全站在四叔这一边。特别是书记说，要告就告去吧，我们不怕。这句话把莫言惹得很恼火。莫言知道，县里交通大队处理事故时，肯定是偏向了书记那边，而司机无证驾驶、酒后开车，应该判刑。莫言给书记写了一封信，措辞很激烈：你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小芥菜子那么大的官，撞死一个人就像撞死一条狗一样。我四叔固然是农民，但也是一条命，你竟然置之不理，赔三千块钱就拉倒了，两头牛命值多少钱啊！一个农民的命在你们手里只值一千块钱？这位书记始终不露面，莫言还想往上闹。但就在为四叔不幸去世痛心疾首的时候，莫言发现四叔的一个儿子竟然把父亲的尸首扔到乡政府大院一边，跑到里边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剧《霍元甲》去了，这让莫言心里感到很心凉。

山东苍山县的蒜薹恶性事件，一下子激活了莫言少年时代的记忆，他躲到一个部队的招待所，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就把以苍山县蒜薹事件为背景，以四叔惨死为故事主要线索的长篇小说写了出来。他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高密东北乡，把并不大量种植蒜薹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了到处充溢着蒜薹味，他让送甜菜的四叔赶着牛车去送蒜薹，让四婶在蒜薹事件中喊冤屈。自己故乡的风物情感，故乡的亲人遭遇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小说里有序地对号入座。

莫言写作时并没有去鲁南的苍山县，由于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不了解，故事的环境自然就回到高密东北乡，写作时脑子里有个完整的乡村环境，而人物写得都是自家的亲属，都是莫言非常熟悉的一些人物。其中就有他的一些叔叔大爷们，莫言只是把他们改头换面，给他们换上另外一个名字，把他们放到了蒜薹事件里面去。

莫言创作时，所有的资料来源就是那张《大众日报》。小说之所以写得那么快，写得那样真切，除了事件移植之外，更重要的是莫言在写作时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干部的腐败和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村、乡镇、县里很多干部，对农民的利益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往自己腰包里捞钱，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包括农民自身头脑里面的封建意识，农村当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黑暗的落后的现象。莫言写作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就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作家，也没有想到要替老百姓呼吁和说话，自己不自觉地就成了小说中的人物，这就是小说里面那个解放军军校的教员。年轻军官出庭为他的父亲辩护，义愤填膺、义正词严地讲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包括“一个执政党如果长期地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这就是作家个人跳出来了。

1987年8月10日至9月15日间，他中断了《红高粱》续篇的创作，试图“以瘦弱的肩膀”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所以，用了仅35天的时间写就了一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即《天堂蒜薹之歌》。

（注：以人物出场顺序排列）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创作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此前的《红高粱》等作品中，莫言对高高在上的话语霸权发起了卓有成效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叙事范式。但现实中一个践踏农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莫言的民间立场和现实关怀情绪就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他中止了《红高粱》续篇的创作，围绕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官吏欺农坑农、农民愤而反抗的爆炸性事件，以瘦弱的肩膀担起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希望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写就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小说对官僚主义和计划经济进行了一次尖锐的批判。作为莫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一部为民请命的作品，是对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重要实践。

尽管《天堂蒜薹之歌》带有明显的思想取向，但它绝不是简单的报道式作品，它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形象地再现农民生活复杂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人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通过高马、金菊、高羊、方四婶，还有一大批不知名的农民群众反抗传统家庭和腐败压迫的斗争，人们意识到不是某种抽象的、整体的“文化”使农民落后贫困，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要加以改革。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不是导致现代中国种种不足的决定性因素，莫言的作品提出了希望，即以渐进的、辨证的变革——是改革而非革命——来促进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全面改善。

语言特色

《天堂蒜薹之歌》因人物语言的粗鄙而富有特色，作者让人物尽情地大骂出声，用污言秽语反映出最为本真的生活状态。高羊同样被关在监狱中，但他却远不如四婶自在。同一监狱里有其他三个犯人，年轻犯人因为偷东西被关，老年犯人因为偷人被抓，中年犯人因为杀人被抓。三人每天恶语相向，动辄拳打脚踢，对新来的高羊更是欺负不断。老年犯人被逼吃浸了尿的馒头、高羊被逼喝尿、还有各种恶毒的谩骂。无限开阔的广场上百无禁忌，骂人的话语中蕴含着自由的精神。

《天堂蒜薹之歌》还具有语言通俗性。小说不仅通过比喻、修辞手法等体现，它的句式结构紧凑简洁，叙述故事多以人物对话的形式，用词精炼，多以大众化、生活化的方言为主，而且充满民间迷信色彩。除此之外，莫言还将民间流传的茂腔运用到文章中，民间语言特色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个民间特色主要体现在每一章开头张扣的歌谣中。“高金角怒吼一声：‘高直楞！’高直楞直愣着眼，说：‘怎么啦？不让说话？你怕他，俺可不怕他！’”这一小段的文字描写突出表现了百姓生活话语的粗俗，贴近百姓的生活，具有口语化特色。《天堂蒜薹之歌》分为二十一章，每一章的开头都有民间歌手张扣演唱的歌谣，字字句句都表现出农民的处境，莫言将茂腔运用到这里，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农民的心声。

叙事结构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打破了社会事件的一般叙述逻辑，以明确清晰及因果关系直接有力以引导人们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和思考，使之呈现双线并行的叙述结构；以“蒜薹事件”作为叙事枢纽，用两条线索将主要“涉案人员”（高羊、高马、方四婶）的经历穿插、缠绕、重叠，叙述的重点从事件转移到人物身上，凸显更富于吸引力的人物行为活动。换言之，就是事件引出人物，更重要的是人物结构了事件。

小说用前两个章节埋下了两条线索的头绪。开篇就节奏紧张，写警察进村抓人，高羊被捕、高马逃脱。接着被捕的高羊作为主要角色之一开始引领第一条线索的发展，三、五、七、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章均接续这条线索，叙述了高羊在蒜薹事件前后的经历：因为父母一代被认定为地主，社会地位极低，高羊自卑懦弱，被人欺辱逆来顺受，连给去世的母亲下葬也受到种种刁难；后来家里摘掉了“地主帽”，高羊娶妻，有一个女儿（失明了），儿子刚出生不久，进城卖蒜薹本无意闹事，只是因为身在水泄不通的聚集群众中间，被裹挟着进了政府大院，当看到自觉得皇宫一般的大楼和办公室，高羊鬼使神差地砸了一个鱼缸和一个花盆，于是成了“犯罪分子”；之后被关进监牢的高羊受到种种折磨，作为人的尊严低到了尘埃，一些底层人物的劣根性在他身上展现出来；最后“蒜薹案件”开庭审理，高羊受到处理。在这条线索中，高羊被捕和在监牢的情节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其他叙述在回忆中带出。相比之下，第二条线索稍显复杂，贯穿了小说第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十七等章，以高马为主视角叙述其与方金菊的爱情悲剧。金菊爹方四叔为了给腿瘸的大儿子找媳妇儿，要金菊换亲到刘家，早互有情意的金菊高马遭到金菊一家坚决反对，两人私奔逃婚；方家人追回两人后发现金菊怀孕，不得已同意但要求高马拿出一万块钱，当唯一指望卖钱的蒜薹滞销后，激起了高马的反抗心理，煽动群众闹事而成为“犯罪分子”；一系列变故使金菊家散夫离，在即将分娩的时候绝望自杀；逃亡的高马夜里潜回家看到吊死的金菊，似乎也无愿无望，束手就擒，最后服刑中试图逃跑被枪击而死。其中，除了金菊去看娘和高马逃回家两个情节与第一条线索的叙述时间短暂重叠外，其余都以过去完成时态叙述。小说提到的另一个“涉案人员”方四婶即金菊娘的相关情节，以及金菊爹方四叔卖蒜薹被撞死的情节，在两条线索的交织叙述中被完整交代。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下，小说虽然只围绕卖蒜薹这一件事，却串起了诸多内容。叙述者只讲故事，不发表任何意见，用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叙述错落地呈现出人物的命运遭际，把读者了解事件的单一视野拓宽，几个主要人物何以卷进“蒜薹事件”不言自明，读者在阅读中作出对各个人物的道德评判。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的一个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莫言小说对苦难的现实和精神层面的揭示大都不是分离的，而往往是密切的结合。像他在1988年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既是他最直面现实、批判态度最为尖锐的一部作品，也同时展现了农民心灵的苦痛，对一次现代“官逼民反”事件的写实式再现与对无路可走的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彷徨的叙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农民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揭示。（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贺仲明评）

《天堂蒜薹之歌》首次发表于《十月》1988年第1期，并于同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该单行本书名印刷为《天堂蒜苔之歌》）。该版本相较于最初刊发的版本，将一些粗糙的用语措辞得到了修缮，与时政相关的部分也被适当删改，如题记的署名由“斯大林”改成“名人语录”。此外，该版本还在第十七章，第七章和第十八章中进行了增补。

1993年，莫言将书名改为《愤怒的蒜薹》再版发行。相较于作家出版社的版本，1993年修改本在正文部分并未做大幅修订，除了题目，最显著的变化集中于副文本中的题记、自序和部分章节前张扣所作的歌谣唱词。作家出版社版本里的张扣主要扮演一个叙述者层面的功能性角色，传达着作者设定的民间声音，张扣最终选择明哲保身也意味着民间歌者被规训，成了与现实妥协的“说书人”。但在修改本中，失声的隐喻和徒弟的出场，则使得张扣的最终结局变成了因言丧命。

在距离作品的第一次修改多年之后，莫言再次对《天堂蒜薹之歌》进行了修改。这一版的修改与《天堂蒜薹之歌》的海外传播密切相关。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他在1988年下半年即决定翻译此书。但在给美国出版社提交翻译稿件后，编辑对作品的结尾提出了异议。编辑认为《天堂蒜薹之歌》是个书写农民与现实冲突、表达农民愤怒的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尾发展不充分彻底，不合美国人的阅读趣味。葛浩文将此意见转达给莫言，于是，按照英文编辑的意思，为了更适应美国读者的审美倾向，莫言为作品新写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如葛浩文所言：“十天后，他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的时间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于是，在美国1995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小说结尾与中文版有较大差异。中文原版的第二十章中所转述的《群众日报》有关报道和社论等内容被删除，而给蒜薹事件的几个重要人物增加了悲剧性的结局。

这一修改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已经是在2004年1月，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作为“莫言文集”之一的《天堂蒜薹之歌》。之前的1993年至2004年间，作品还有过1994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言文集”卷3《再爆炸》，收录《天堂蒜薹之歌》全文，以及2001年4月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在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作品的书名已经从《愤怒的蒜薹》改回到《天堂蒜薹之歌》，莫言还为该版本撰写了新的“自序”（“自序”的写作时间是2000年12月，内容还是阐释写作缘起，只是表达上与1993年版的“自序”略有不同），但作品正文仍是对1993年版原封不动的复制。2004年的当代世界出版社版虽然没有明确标注这是“全新修订版”（如后来一些版本所做的那样），但在正文上，它已经借用了英译本的结局——不过也不是完全沿用英译本，而是穿插了其结局。具体说，就是将原版本的第二十章《群众日报》的报道和述评、社论都保留了下来，但在这一章之前新增加了一章，整部作品由此变为二十一章。增加的这一章就是英译本中对人物命运的补充。

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根据英文版修订的、由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首次出版的这一版本成为迄今为止的定本。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天堂蒜薹之歌》，都是采用这一版本，包括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家出版社于该年11月出版的《莫言文集》20卷本，也是如此。

这一版本增加的字数并不多，只有七千多字，内容也比较简单，只是简洁地安排了方四婶、高马和张扣的结局。因为作品的前两个版本都是叙述到参与蒜薹事件的农民被判刑处理为止，书中的主要人物，除已经死亡的金菊、方四叔之外，命运没有再做交代。而在这里，叙述的时间已经在蒜薹事件结束的几个月后（作品最后叙述的高马死亡时间是1988年元月，也就是事件大半年之后），人物都有了完整的悲剧结局：方四婶保外就医，因为其女儿金菊死后还被人逼迫着与人结了阴亲，她抑制不住悲愤而上吊自杀，高马知道金菊的情况后伺机逃出监狱，却被击毙。与此同时，一直作为画外音而存在的张扣也迎来了死亡。

莫言，本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曾经荣获的其他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联合文学奖等国内文学大奖，以及法国Laure Bataillo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际重要奖项。主要作品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战友重逢》《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著有剧作、散文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四十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