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逆子》是东熙影业公司、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摄制的剧情片，由严浩执导，斯琴高娃、庹宗华领衔主演，于1995年3月23日在中国香港公映。

1990年，市公安局内，年轻的工人关建来此检举自己的母亲是杀人犯。在陈队长和他的谈话中，那段本该湮没的往事又凸现出来——

关建的父亲关世昌是当地村小学的校长，母亲蒲凤英是位能干泼辣的农村妇女，她开了一个豆腐坊。但他夫妻俩并不很和睦。有一次，林区工人刘大贵在大风雪中救出了蒲和关建。从此，大贵成了关家的坐上客，并和蒲有了暧昧关系。关世昌觉察到这一点，把妻子打了一顿。为了和大贵长久相守，蒲不动声色的在丈夫的碗里下了药，关世昌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一切，关建都看在眼里。蒲凤英改嫁了，但几个孩子拒绝接受大贵。

公安局来村进行了第一次开棺验尸，却没有中毒结果。关建以为错怪了母亲，于是尽释前疑，并诚恳地叫大贵作继父。但陈队长仍在继续调查，而蒲凤英被良心所谴责，欲向公安局坦白之际，案情有了进展，省公安厅查出了关世昌死于神经性毒药。蒲凤英和刘大贵均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关建在监狱里探望母亲。

在纷飞的雪里，关建感到一种致命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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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该片取材于安徽人沈书荣检举母亲杀害父亲的新闻，张成功根据这则新闻写成报告文学《苦海中的泅渡》，长影厂买下了版权，改编任务落到王兴东手上。王兴东曾在杂志上看到过相关新闻报道《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控告》。几经辗转，他采访到案件当事人沈书荣，听当事人讲述了案件的经过。通过与沈的接触和观察，王兴东为设计人物找到了基调。在采访结束后，他认为，为了不伤害到当事人，不应采用真人真事的表现方法，而且采访中当事人对母亲爱恨交加的情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决定从人性入手开掘母子、父子复杂的情感世界。就在王兴东着手创作时，许鞍华来长影洽淡购买《苦海中的泅渡》的改编权，长影将改编权卖给了她。王兴东得知该片导演严浩已经请了北京的编剧进行改编后，考虑把这一题材改拍成电视剧。1993年，严浩到吉林看外景，见到了王兴东。在听王兴东谈了他对原型人物生活的挖掘和对故事的思考后，严浩马上决定换掉北京编剧，请王兴东重写剧本。

改编波折

该片剧本一开始是把母亲作为重点，严浩早就请了斯琴高娃来扮演母亲，剧情也围绕该角色设计。但是王兴东在创作时遇到了瓶颈。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时，王兴东向日本同行铃木尚之求教。铃木分析，母亲先有奸情，后有杀夫，无论怎么描写都不会博得观众同情，故事充满了阴暗的心理和阴险的行为；如果将重点放在母亲如何杀夫，那儿子状告母亲就很难构成人物形象，所以必须在母亲和儿子之中选一个重点，两个重点放在一起是不可行的。王兴东听后，顿时开悟。他意识到，儿子告发母在世人看来是大逆不道，这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才应成为剧作的中心焦点。于是，他重新调整了改编方向。

该片是颇具戏剧性和争论性的真实奇案片，因为严浩不媚俗不卖俏，所以格外逼真贴切。该片把北国冰封的严寒艰困表现得情景逼人，同时有着很细致自然的生活感，除了乡野、市集，还拍出城中工厂、公安局、酒楼、卡拉OK，看起来乌烟瘴气，但很有人情味，有笑有泪。该片是双层奇案，通奸杀夫一层拍得了，不过类似案件太多了。逆子告母一层则很罕见，牵涉法与情的冲突，父冤与母爱的矛盾，严浩把左右为难的处境拍出一些感人和悬疑效果。其实这对母子都是有正有反的双重性格，有爱心兼有杀意，但庹宗华演技不及斯琴高娃立体化，严浩对儿子的刻画也未够淋漓尽致。该片尚未充分克服难度，但已拍出相当复杂多层的人性心理了。（香港影评人石琪评）

在该片中，严浩致力于表现“生命无奈”的主题。在镜头语言上，该片比《似水流年》更注重叙事，没有刻意追求抒情的非叙事性镜装潢，其具有抒情性的镜头也是为了叙事需要。而且影片运用了大量紧凑的特写镜头，使剧中人的面部大特写和身躯占握整个画画，场面的背景很少，角色所处的空间则都是非常狭小的。这些镜头语言的使用出色地营造出全片不安的气氛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压迫感，有利于全片叙事和深刻的内涵表达，影片的抒情性与叙事性镜头语言搭配得比较完美。该片的结构是较严格的戏剧式结构，如终围绕着关母是否毒杀关父这一线索来设计悬念、刻画人物、结构情节，增强了影片的叙事性。导演对演员的选择也很恰当，斯琴高娃倾注着千言万语的眼神，庹宗华准确而又细微表现出的爱与恨，涵盖了整个银幕，迫使观众面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大友良英的配乐也紧密配合主题。该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发掘母亲更深层的思想，而对儿子的性格刻画也不是很深刻，导致影片显得缺乏深度、张力不足，尤其是对悲剧意义的揭示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