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天作》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
周武王在
岐山祭祀从
古公亶父至
周文王等历代君主的诗歌。全诗一章，一共七句，开篇写天赐岐山，接着写古公亶父开创基业，再写到周文王经营以及强大，表现了周人在岐山根据地上积蓄力量的过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塑造了古公亶父及周文王的形象。此诗融歌颂圣地与赞颂圣人为一体，文笔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
这是周人祭祀岐山的乐歌。对于周人来说，岐山是一圣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国语·周语》）据《
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之先王古公亶父时代，熏育、戎狄经常向周民族进攻，掠夺土地和财物。于是古公亶父带着自己的部族离开豳地（公刘所建邑之处)），渡过漆河、沮河，越过梁山，迁居到岐山南面的周原（今陕西省扶凤县界）。到这里以后，古公亶父率领大家开垦土地，耕种务农，营建城廓室屋，使民安居乐业。古公亶父之迁岐，可以说是周民族走向强盛的重要转折点。古公亶父不仅仁爱本族，而且推仁爱于一再侵犯于己的异族，自然更是难能可贵，因而也更具备后世儒家所定的圣人品格。他死后被追尊太王，百姓也都赞颂他的功德。至于周文王，他是古公亶父少子季历之子，他继承了先祖功业，进一步发展了周的势力，不但伐密伐崇取得了胜利，还制定了攻伐之法，并为后来灭商取天下打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周民族克殷之后，天下统一，思缅先王，于是有祭岐山之举。
《周颂·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
周颂·潜》），它写出了岐山。《
毛诗序》说：“《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朱熹《
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也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易·升卦》六四有“王用享于岐山”的记载。《
荀子·王制》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闲。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荀子认为岐山有神灵，保佑周民族，他将《天作》理解为祭岐山神灵之歌。
姚际恒《
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周颂·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周颂·天作》这首诗，应该既是祭圣地，同时又是祭开创经营圣地的贤明君主的。由于岐山之业为古公亶父开创，而周文王后来由此迁都于丰，故《周颂·天作》应是在岐山对古公亶父至周文王历代君主进行祭祀的诗。至于行祭之人，一说周武王，一说周成王。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
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语言朴质无华，但并不枯燥寡味，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