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篇》有一段记载，概述了夏禹前后发生的变化，说禹之前的社会情况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讲到禹之后的社会情况时则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说
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天下的财产成了一家的私产。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并由子孙来承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人们建造城市来保护财产，制定礼教与法规以维护社会秩序。土地成了私有财产，还蓄养谋臣武士作爪牙，为谋私利，争夺与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一段文字，相当形象地反映了因私有制的出现而给当时的社会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并导致新制度的建立及人与人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段记载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归咎于启夺取王位这一件事，不免有些简单化(因为这个变化是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过程的)。但它能形象地、集中概括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并且揭示了夏启即位开创的家天下制度和天下为私是这个变化的根源，这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