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由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二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1967年2月，隆冬里的中南海，气氛格外凝重。“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动乱急剧蔓延，全国陷入了混乱的局面。重任在肩的叶剑英异常繁忙，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形势，他已经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许多老同志包括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时流露出一些愤懑情绪，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顾场合地大发议论。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泄不满，会带来麻烦。于是在1967年2月初 ，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 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 ，遇事三思 … … 周恩来嘱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周恩来的这封信，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试图把 “文化大革命” 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 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 击。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 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再次引爆了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行径的斗争。

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都做了措辞尖锐的发言，斗争达到白热化。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中央政治局。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