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 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

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

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 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 亿千克增加到3000～3500 亿千克。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 年535万吨增加到1070 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 ，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 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 ，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我国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