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年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至二十年以西台御史巡行云南，至大理而作此行记。全文一千五百余字，记云南州、赵州、龙尾关、大理城之山川、古迹、风俗以及社会生活。因其时距大理国亡仅三十年，此行记可提供有关大理国社会生活等方面之可靠资料。
郭松年，生平事迹不详。据正德《云南志》卷四十二《艺文》录其《题邛竹寺壁诗》注说：郭松年“号方斋，西台御史。”所谓“西台”，万历《
云南通志》卷一引《
雍大记》：“成宗大德元年移云南御史于陕西，谓之西台。”那么，郭松年官西台御史应在大德元年后。而景泰《
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祠庙》引元西台御史郭松年《大成殿记》有“
岁在癸丑，今皇帝居潜邸”之语，是则郭松年撰此文时，忽必烈尚在。由此类推，郭松年在云南做官的时代，当在元代的至元、大德年间。
《大理行记》记载了元初大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山川、风物、土地之庶美。虽然此时上距蒙古平大理国已经40年，元王朝在这里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措施，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因此此书的记载可以窥见大理国时期云南社会生活的概貌，弥补有关大理国时期云南史料不足的缺憾。特别是《大理行记》不仅记述了该地区“江山之美”、“灌溉之利”、“禾麻遍野”、“百姓富庶”的社会生产景象，而且还对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作了准确的阐述和精要的记述：“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凡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有家者设科选士，皆有此辈。”其后元人李京所撰《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有关记载即本于此。作者不仅注意到南诏、大理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更注意到它与中原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些记载都为我们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郭松年《大理行记》言简意赅，以其简练的文笔，寓千里之遥于千言之中。行而揽之能观全貌，记而通之可展脉络，行文疏密有致，用辞夭娇无方，颇得唐宋笔记文学之正体。在元人行记中堪称难得的佳作。
元李京《云南志略》、《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万历《云南通志》、《干顷堂书目》、道光《云南通志稿》等均著录或引载，有记为《南诏纪行》者。《一瓶笔存》、《奇晋斋丛书》收录，后者有《丛书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