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大利亚计划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府提出的“大澳大利亚”设想，并拟定了初步人口计划，即大澳大利亚计划。

大澳大利亚计划计划通过将目前每年移民约10—13万提高到18—20万，预计到2050年，澳大利亚人口规模由目前的2.2千万人增至3.5—4千万人。大澳大利亚计划的提出是基于在21世纪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和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人口膨胀的潜在威胁考虑，同时澳大利亚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缺陷日益凸显，致使陆克文政府在思考澳大利亚的长远发展战略不得不把人口快速增长计划作为澳大利亚在21世纪维持相应的国际地位和保护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但大量移民的涌入必然对现存秩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产生冲击和破坏性影响，由此产生的大多数争论倾向于反对大澳大利亚计划，吉拉德总理的公开否定，提出可持续的人口计划，就是最好的明证。但她提出的计划是模糊的，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没有明确到底多大的人口规模才是最有利于澳大利亚发展的，因而，围绕大澳大利亚计划的争论并没有真正结束，探索出适合澳大利亚发展的人口计划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10月27日，总理陆克文在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合乎21世纪上半期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和维持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澳大利亚人较高生活水平状态的大澳大利亚。这期间不断涌入的绝大部分移民将会居住在10个主要城市，其中70%以上的移民分布在东南部，即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等几个主要城市。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率是世界上最高之一，达90%以上。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澳大利亚人口主要分布靠近沿海的南部地区，由于人口少且主要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城市中。据目前判断一个城市级别的标准，如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只能列为小城市，人口规模远远赶不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城市。因此，大澳大利亚计划提出不仅是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着眼未来对不稳定因素的考虑。

1.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既要合乎国情、顺应本国历史传统，又要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国际局势变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既是它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维护澳大利亚人利益的基石。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移民的主体部分是英语国家的白种公民，尤其是英国人、爱尔兰人、美国人；其次是东欧人、华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不同种族的存在既激活了澳大利亚发展的活力，也因为文化差异、欧洲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致使澳大利亚内部存在大量的种族矛盾和纠纷。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40、50年代，移民的不断涌入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的两次大转型：一是从跨洋监狱向殖民地社会转变；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两次大的转变离不开移民带来的劳动力、技术、资本、管理理论等系列生产要素，尤其是1901后，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法案》等一系列移民法案，对移民政策做了巨大的调整，为保护白人的利益，对其他肤色人群实施惨无人道的政治暴力，致使海外移民大量减少。20世纪60、70年代，英澳关系趋于冷淡，尤其是英国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两国间的贸易二低至历史最低点，贸易总额不到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10%。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国际局势日趋缓和，澳大利亚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与中国正式建交，改善与亚洲邻近国家的关系，推动与亚洲各国的贸易进程。这一时期推行相对独立自主的亚洲政策，为澳大利亚的大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它不仅“使亚太国际关系格局朝着与利于力量均衡的方向发展，并为亚太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促使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重点由欧洲转向亚洲，澳亚贸易额急剧上升。澳大利亚对外进出口贸易中，65%的农牧业、工业产品销往亚洲，55%的进口产品来自亚洲。由此看见，澳亚贸易的增加大大影响着外交政策，90年代，两级格局解体，冷战结束，大国关系趋于缓和，这为中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良好的机遇。澳大利亚基廷政府时期推行“面向亚洲”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不仅促进了澳亚关系的发展，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防安全提供了保障。1998年，霍华德上台执政，在外交上采取重回欧洲、弱化澳亚关系的政策，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等密切的贸易格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展、深化，澳大利亚政府越发感到其亚洲邻国的重要性。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科学技术研究、创新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步入原创时期，而不是充满活力、爆发式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科学技术研究周期更长、经济社会贡献率明显降低和推迟。因此，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势差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跨过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水平处于同一位置后，整个世界将进入原创时期，也就是缓慢发展阶段。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目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然是有效的，但对澳大利亚来说，它已进入原创时期。经济结构已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广大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现象。2003—2004年，工业对GDP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制造业，达10.9%，其次是财产和商业行业的贡献率是10.5%，第三是金融和保险业达7.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70%以上。因此，从长远来看，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除了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水平外，必须其他的增长点和推动力。进入21世纪，全球化加速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劲的发展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在政治上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必然对现存国际持续构成挑战。如果不积极迎战，最好准备，会导致本国在国际 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陆克文政府在考察各种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后，把大量移民做为国家长期发展的一条道路有其合理性。人口基数甚小的澳大利亚，人口膨胀带来压力也有动力，怎样去解决，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澳大利亚人

2.人口困境。国土面积位列世界第五的澳大利亚，在人口规模上显得极不相称，且人口结构已凸显老龄化趋势。2004年，澳大利亚总人口达到2.01千万，其规模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小且分散在几个主要的城市中，因此，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空间是可以预见的。2004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是1.2%，相比前十年提高了12%。与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相比，新西兰是1.1%，加拿大0.9%，美国0.9%，英国0.3%，日本0.1%，德国0.0%，马来西亚1.9%，中国0.6%。由此可见，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发达国家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阶段，但澳大利亚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其人口政策，每年允许移民10—13万人。大量移民的涌入自然降低了死亡率的影响，从而使澳大利亚每年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左右，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由于澳大利亚人口基数小，按目前增长速度，到2050年，人口规模在2.30—3.14千万左右；由于增长率的下降，预计到2100年，人口规模达3.77千万。因此，纯粹依据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目前的移民政策来大幅度提高澳大利亚总人口数量是不可能的。 当一个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人口规模基本稳定后，其经济总量也是趋于稳定的，特别是对于已步入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发达国家，人口规模对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中国、法国、德国等人口大国相比，为维持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兑现工党政府向选民们做出的承诺，必须找到一条能带动澳大利亚各行各业发展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慢慢消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社会裂痕。 从人口结构上看，澳大利亚社会已步入老龄化阶段。中青年（15—59岁）占人口比重最大，达63%；少年儿童（0—14岁）占19.6%；老年人（60以上）占17.3%，随着二战后、50年代婴儿潮出身的人步入老年阶段，这一比率会进一步提高。加之澳大利亚人口预期寿命平均达80.2年，明显高于很多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77.3）、英国（78.3）、希腊（78.2）、加拿大（79.9）。由此可见，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整个社会进入老龄化加速、规模扩大，出生率的长期低迷，致使老龄化问题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由此导致整个社会活力减弱，经济缺乏足够的生产要素投入，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此，通过外来因素刺激和补充国内人口规模、结构缺陷带来的发展空间不足。澳大利亚具有可操作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内情况，决定了把加大移民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但人口膨胀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外来移民的增多必然冲击现有的经济社会秩序，为了容纳上千万的移民，政府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做。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论争，不得不使人感到：要使公民接受大澳大利亚计划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

澳大利亚在这次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现是令人而满意的，经济相对稳定，未受到大的冲击。因而，前总理陆克文在各种场合多次充满信心的提及大澳大利亚计划，因而着眼未来的快速人口增长计划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2010年2月3日，澳大利亚财长斯旺正式公布了备受关注的《代际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澳洲的人口到2050年将由现在的2200万增加到3600万，由此引发全国性的激烈辩论。陆克文的态度也随之转向消极。辩论涉及到人口计划预期目标的合理性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人口承载力、生活质量、健康、公共资源分配利用等，但未涉及到该计划在澳大利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从政府高官、专家学者、企业家到普通百姓，大多数首要关心的是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因而，纷纷提出各种反对意见。新任总理吉兰德在悉尼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故而公开抛弃大澳大利亚计划。但围绕该计划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1.人口计划预期目标的合理性问题。大澳大利亚计划预期在自然增长率和移民大量涌入双重作用下，澳大利亚人口规模到2050年将增长至3.6—4千万。新任总理吉拉德明确提出要停下来、换位思考、重新制定政策，为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澳大利亚必须这样做。她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对西悉尼人谈论大澳大利亚计划，他们会嘲笑你们并问一个简单的问题—4千万人住在哪里？随着人口增长成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吉拉德反复强调她支持一个能适应环境、水资源、油气资源、道路和高速公路、公共客车、火车、税基、老龄化、开发空间、生活质量、各种服务的人口规模。她明确指出继续担任人口部长的托尼·柏克必须转变工作方向，即由原来支持大澳大利亚计划作为一项战略转向维持适度的可持续人口规模。由此可见，吉拉德已从政策层面采取具体措施兑现自己的诺言。实质上，吉拉德的新举措是维持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现状，即是不触动绝大多数人既得或潜在利益，又是稳定工党支持率的一大手段。而新出版公开发行的财政部《代际报告》预测按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到2050年，人口会从2.2千万增长至3.59千万，其中移民的贡献最大。到那时，墨尔本人口达7百万，悉尼会超过7.5百万。因而，怎样调整人口增长速度成为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2009年，移民超过30万人，对吉拉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增长的太快了，因而寻求不同的人口政策，但降低目前的移民增长率，会遭到支持强人口政策的商业利益团体的反对。因此，谋求一条合适的移民政策成为吉拉德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关键点。

2.人口与环境承载力。杜克大学教授Russell Hopfenberg人口承载力取决于食物可提供量，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说明人口容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食物提供量作为变量是最有利于解释人口承载力，从逻辑上看，利用食物提供量作为人口承载力的变量会在依据现实人口数量做出估算的人口规模面前遇到麻烦，食物提供量数据足够的满足人口动态逻辑模型，这一现象说明与生态学观点是一样的，它适应于其他非人类生物，人口增长是不断增长的可供利用食物的推动力。澳大利亚农牧业产量是惊人的，适宜的气候、多样的土壤类型、良好的地理条件、可利用的灌溉水源、现改进代化的生产方式、技术不断使得它成为世界农牧业产品出口大国。但自然因素在农业生产中重要作用限制了澳大利亚农业发展上的主观努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农业产值占整个国家出口总额的80%以上，但随着澳大利亚经济趋于多样化，不断增长农产品出口产值所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数量和产值已大大超过了农产品，2002—2003年，由于大干旱，小麦、棉花大面积歉收，致使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低至7.4%；2003—2004年，澳大利亚产量恢复以往水平，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农产品主要包括：小麦、羊毛、牛肉、棉 花、糖类、水果、稻米和鲜花。由此可见，尽管有不利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但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足以满足2.2千万人的需要，而且大量出口国外，因此，澳大利亚充足的食物提供量是可以满足一定规模的人口增长。农业用地是澳大利亚土地的开发利用最密集的形式。2004年，农业用地达4.4亿公顷，占整个可供土地利用的57%，其他剩余的土地包括未占有土地（中西部沙漠）、原住居民保护地（主要是北部地区和西澳大利亚）、森林、矿产地、国家公园、城市。但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农业用地出现减少的趋势。总的来讲，人口规模小、现代环保意识、趋于合理的经济结构造就了澳大利亚良好的生态和生活环境。而城市是绝大数澳大利亚人居住和生活工作的地方，因而围绕城市及周边环境好坏程度的变化自然反谈论中应在人们的谈论中及政党选战纲领中。澳大利亚特有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主要分布在几个主要的中心城市中，各个城市人口不超过五百万，人口密度2004年平均2.6人每平方千米，最高的首都地区137人每平方千米。但在一些中心城市的部分地区人口密度极高，如悉尼中心区达8300人每平方千米，悉尼北部是5800 每平方千米，维多利亚州的菲利普港口有5600每平方千米。而且各州的人口分布差别巨大，人口主要集中在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靠近沿海的地区。由此看见，澳大利亚环境承载力受沿海地区限制最大的就是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心城市及自然环境良好的沿海地区，而超出这些地区范围广大的受忽视地区必然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澳大利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已不存在了，加之良好社会福利制度，形成了保守的社会心态，反对大规模移民破坏既要的生态平衡，实质是不改变现状，继续维护既得高质量的生活不受干扰，至于国家发展必须符合公民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条原则。

大量移民的涌入受到政客、商人、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他们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为稳定澳大利亚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关系每个澳大利亚人切身利益的医疗系统可能难于承受这么多的人口。一个明显的争论焦点是人口膨胀会促使GDP提高，还是导致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尽管7年以来GDP平均增速达23%，但它的速度能赶上人口增长率吗？显然，在既有的医疗实施基础上，不通过扩大投资购置新的医疗设备、建设新的医院、养老院等、雇用大量医护人员，迎接涌入的移民，导致医疗公共资源分享的频率下降，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再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医疗系统承担的负荷更加大。如果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必然要提高税收税率或扩大税种，在税率普遍高的澳大利亚，任何提高税率的举动必然影响执政党的支持率。因而，大澳大利亚计划必须使人口增长与整个国民健康水平与医院改革联系起来，循序渐进，实施经济地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