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河位于高邮市城区薇风大道中段南侧。

风景迷人的大小淖河位于江苏省高邮城郊。

位于高邮市城区薇风大道中段南侧的大淖河人口文化广场于2012年8月初正式向市民开放，据悉，这是我市首个以弘扬人口文化为主题的市民广场。自建成以来，大淖河人口文化广场以其独特的设计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参观、游览。

大淖河人口文化广场的入口处，安放着一座石书雕塑。“书”的扉页上写道：“秦之邮亭，隋之运河，悠悠岁月孕育了历史文化名城高邮，也孕育了高邮人独树一帜、淳和美好的自然观、婚姻观、家庭观和幸福观……”是为题记。

此外，在广场醒目处还矗立着 “邮之情缘” 、“水之魅力”、“孕之声韵”三座造型别致、意蕴丰富的雕塑，同样体现高邮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邮之情缘”雕塑的内容是五只大雁飞翔在五彩祥云之上，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骑在鸿雁之上，小男孩右手里还高擎着一封书信，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鸿雁，信息沟通的使者；孩子，家庭爱的纽带，两者合而为一，巧妙地将高邮源远流长的邮文化与人口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妙趣横生。据了解，每逢节假日，许多新婚夫妇前来争相与之合影。

靠近大淖河边处，还有镌刻着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著名论述的石刻，让市民在休闲之余，还可领会到人口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计划生育国策的重要意义。

汪曾祺笔下的大淖

1981年4月，汪曾祺在阔别家乡40多年后，发表了《大淖记事》。小说以其新奇的故事，新奇的立意，新奇的写法，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大淖记事》发表2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汪曾祺在海内外知名度的提高，大淖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许多来邮的游客都希望能一睹汪曾祺笔下那令人神往的大淖。

大淖在城郊，汪曾祺家在城里，其实仅仅隔着一条“草巷口”，是汪曾祺小时候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淖”原是蒙古语，是指大大小小的一片水。汪曾祺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大淖的:“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和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这里所说的“大脑”，不是指人的大脑，而是一个地名，在当代作家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中所写的“大淖”，就是这个叫“大脑”的地方。这个地方离汪曾祺的故居不远，汪曾祺对此地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汪曾祺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脑”应写作“淖”，系蒙古语有水的地方，元朝留下的叫法，硬是被高邮人喊走调了。对于此，汪曾祺自然很高兴，他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文中说：“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现在，由于《大淖记事》的巨大影响，高邮已确实将“大脑”改成了“大淖”。

“大脑”原来真是叫“大淖”吗？汪曾祺的这一改正，恐怕也只能算作一家之言，有可商榷之处。对于此改，汪曾祺说：“（张家口）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语……我的家乡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同上）不错，高邮在元时有蒙古语的渗入，这是可信的，可由此就认为“大脑”是由“大淖”而来，却不免有点儿牵强。首先，高邮的大脑不是“一片水”，而是一条较大河流的起点，高邮通向东乡、北乡乃至兴化的船只，许多都是从这儿出发的，这儿的河面只是比较开阔而已。再看《现代汉语词典》，也确有“淖尔”（当是“淖”的儿化）一词，也确是蒙古语，其注释为“湖泊”，高邮的大脑无论怎么大好像也称不上。其次，“大淖”这名字既然是从元人而来，那么在元之前这地方又叫什么名字呢？当现今无任何典籍可查考时，还是认可老百姓叫惯了的“大脑”为好。因为一个地名的产生，最早是从老百姓的口头因时因地产生的。譬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公主坟、王寡妇胡同，香港新界的黄大仙（此处闹过黄鼠狼）、跑马厅（此处建了赛马厅），高邮的灰堆巷、搭狗桥、商业街等。这些地名在老百姓中一旦叫开了，往往是很难改口的。所以大脑这个地方，恐怕早在元人来叫“大淖儿”之前，就被当地人叫成“大脑”了，一直沿袭至今。事实上，即使今天在高邮人的口语中，“大淖”依然被称之为“大脑”，并没有因《大淖记事》而有一点改正。由此推想在元时，没有儿化音的高邮人，大概更不会接受“大淖儿”这一外来词了。第三，“淖”字在高邮非常冷僻。汪曾祺在《大淖记事》的开头写道：“这地方的名字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这情况确实是真的。对于地处里下河水乡的高邮，跟水有关的地名很多，如高邮湖、绿洋湖、清水潭、三荡口、荷花塘、马棚湾，如临泽、横泾、菱塘、一沟、二沟、八桥，等等，可就没一处叫“淖”的，可见这“淖”字从一开始就没被高邮人接纳。如果硬要找一个“大淖儿”，依定义最有资格的也只能是高邮湖，可叫成“高邮淖儿”。只可惜早在元之前，这湖就被命名为“甓社湖”了。

那么，这“大脑”二字又是怎么叫起来的呢？恐怕今天全高邮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脑”字可能真是写错了。如果这种可能存在，汪曾祺由“脑”而“淖”的谐音推测，倒不失为一个寻找答案的好办法。汪曾祺将“大脑”悟成“大淖”，到张家口坝上才明白，其实只要打开词典，寻找“脑”的谐音字，由于高邮鼻音边音不分，跟“大”组合起来可进行阐释的，还可能有下面三种写法：大潦（lǎo）、大垴（n ǎo）、大佬（l ǎo）。“潦”有两个音，当为 lǎo音时，词典上注释为：一，雨水大；二，路上的流水、积水。根据这一注释，再结合高邮雨水较多，而大脑地势低洼、雨水总是大量汇集于此流向东乡的实际情况，把该处叫作“大潦”应该可行。再看“垴”字。“垴”跟“脑”完全同音，在北方方言中为小山丘（高邮亦属北方方言区）。可大脑怎么会有小山丘呢？这倒不妨大胆推测一下。现在高邮从大脑通向南边大街有两条巷子，一名“窑巷口”，巷内曾有砖窑，为高邮城区的房屋建设提供了大量砖瓦；一名“草巷口”（汪曾祺曾为此巷专门写过一篇散文《草巷口》），高邮东乡、北乡的草船停泊在大脑后，柴草大多从此巷进入城区。当然，窑巷口中的砖窑所要烧的柴草，也是由这些草船提供的。可烧窑是为了烧砖瓦，那些制作砖瓦的泥土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根据建窑就地取材的原则，很可能这地方原来就有一个大土丘（大脑东边不远的文游台就是一个大土丘），土丘为制作砖瓦提供了泥土，在日削月割中被挖成了平地，甚至被挖成河道，挖成大脑现在这个样子。这样既解决了烧窑中砖瓦的土源问题，又方便了高邮的航运和排涝，何乐而不为。而这个大土丘，最初很可能就被称之为“大垴”。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写到的那个小沙洲至今尚在，一看就明显是当时在开挖中留下的。至于“佬”字，字义非常明确，把此地叫“大佬”，用高邮话说，则可能是这儿曾出现过一个“大好佬”式的人物。因人物而有地名，在中国的地名学中，应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最后还想着重说一个字：“涝”。此字跟“淖”字同为去声，但在高邮人口中，流传久了被说成“脑”音，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汪曾祺把“大脑”理解成“大淖”，还不如理解为“大涝”更贴近实际。大脑地势低洼，雨水一多就处于涝灾状态，大雨大涝，小雨小涝。提起小涝，大脑一带的人还经常提到“小脑”这一地名，说小脑紧挨着大脑，可究竟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现在想来，这小脑可能就是大脑。大脑大涝时称“大脑”，小涝时称“小脑”，本来是说的受灾情况，久而久之被流传成了地名。这里由“涝”而“脑”，除被老百姓喊走调了，也不排除是一种有意为之。叫“大涝”，多不吉利，于是一位好心的书记官避而写成“大脑”，信手拈来，一锤定音，高邮的版图上这块地方从此就被叫成了“大脑”。当然，如今又被重新命名为“大淖”。

不难看出，以上有关“大脑”的种种说法，跟汪曾祺将“大脑”译成“大淖”一样，其实也是一家之言，也是一种想当然，并无具体实证。之所以写出来，只是为了求得对“大脑”更正确的解说，仅此而已。

汪曾祺先生说的“举目之所接全是水”，就是评价家乡高邮的水多，水美。确实，高邮是水做的城市，有着数不清浪漫多情的河流。

先生《大淖记事》里美丽的大淖河总让人午夜梦回，魂牵梦绕，但又感慨万千。

城市在一天天变化着。

大淖河又成了观光地带，汪老先生笔下的大淖河，又溢满了多情浪漫的河水，每年都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品味着千年历史古城的悠悠岁月。

高邮城的脚步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坚实地走着，城市怀抱里的河流，在静静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