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区西南部的经久乡合营村，安宁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面积约8100平方米。

1990年，西昌市文管所在进行文物调查中发现了大洋堆遗址，后因当地农民在遗址上取土改田对遗址造成破坏。

1993年10月，西昌市文管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对大洋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大洋堆遗址西距安宁河2000米。整个遗址略高于四周地面，相对高度约1~2米。遗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45米、面积约8100平方米。遗址的北部有一个高约13米、长50米、宽45米的土堆，大洋堆也因此而得名。南端亦有一个高5米、长50米、宽40米的小土堆，两个土堆南北相距80米。根据调查与发掘，发现大洋堆最早是安宁河道中的一个沙洲，后河道变成了阶地，这个沙洲便成了阶地上的一处高地，被古人选择为活动之处。

大洋堆遗址发掘共分南北两区进行，发掘面积140平方米。经发掘发现大洋堆遗址共由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层堆积而成，大洋堆的地层分为六层，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为明清文化层，第3层为汉代文化层，4、5、6层为早期文化层。其中第4层，红褐色土，土质较松软，厚0.1~0.42米，内含夹砂红陶片。第5层，红色土，土质较硬，厚0.04~0.3米，内含少量夹砂褐陶片。第6层，红黄色土，土质较硬，厚0.36~0.8米，内含少量夹砂褐陶片。根据其地层叠压关系和每个地层的包含物及遗迹，又可将大洋堆遗址的早期文化层分为早中晚三期，即第6层为早期，第5层为中期，第4层为晚期。

根据发掘发现，大洋堆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是一处墓群，墓群选择了这处由沙丘形成的土堆。根据墓葬中出土和在遗址上，采集的陶器与铜器，特别是双耳罐、单耳罐、舌形铜短剑、直内铜戈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相关器物的比较，大洋堆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时代，应在西周早期。

大洋堆遗址的中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在遗址的北部和中部有所不同。北部（即遗址北部的大土堆，亦是发掘编号的北区）的中期文化层叠压，在土坑墓群之上，地层南北呈水平状，东西呈西高东低的倾斜状，南北成水平状，地层经过人工夯筑，是一个人工夯筑的土台。根据发掘与调查，土台似呈圆形，直径约40米。遗址中部（即发掘编号的南区）的中期文化层堆积呈水平状，无夯筑现象。

该期出土的器物全为陶器，以夹砂黄陶和夹砂褐陶为主。器型有侈口宽沿深腹罐、双耳罐、簋、杯、钵，以深腹罐为大宗。有部分深腹罐器型硕大，最大的深腹罐口径达59.6厘米，高60厘米。在罐的肩部装饰鳖状的乳钉是这期陶器最有特点的风格。根据这层文化层的地层堆积与特殊的遗迹现象，它既不是生活遗迹，也不是墓葬群，而是一处祭祀遗址。大洋堆遗址的中期文化遗存是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唯一处，在附近及周边地区从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存，其时代只能根据大洋堆遗址的上下地层堆积叠压关系做大致的推测。中期文化遗存的下部是西周早期的文化层，上面是春秋末一战国文化层，故估计该层的时代约在春秋时期。

在大洋堆遗址的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两座大石墓和两处器物坑。其中1号大石墓保存完整，墓室用小石块修砌，石块平整的一面面向墓室，故墓室显得较为规整。墓室短小，长仅2.56米，宽1.04米。墓室深度仅0.5米。墓顶只盖有一块大石，大石长2.7米、宽1.18米、厚0.54米，重约4吨。墓壁用小石块修砌，葬式为二次拣骨丛葬，头骨一般放置在墓室尾部，肢骨放置在墓室中部，除人骨外，未见其他随葬物。由于墓室低小，人不可人，故人骨人葬应是一次性进行的。2号大石墓的墓顶石已被破坏，残存的墓室的结构与1号大石墓相同，墓室中未见人骨。两座器物坑都距1号大石墓不远，且与1号大石墓位于同一地层，应是与大石墓同时代且有密切关系的遗存。从两座器物坑内陶器保存完整，放置有序的现象分析，这两个坑不是一般的灰坑，估计与大石墓的祭祀活动有关。

根据与安宁河谷已经发掘的40余座大石墓的比较，大洋堆的两座大石墓带有原始性，如1号大石墓的墓室结构带有原始性，墓室甚矮，墓顶只盖有一块大石，墓室不能二次进入；2号大石墓用陶罐装骨殖，可能是大石墓的另一种葬式等。这两座大石基应该是大石墓的初始类型，其时代约在春秋末—战国初期。

大洋堆早期文化遗存为一批土坑墓，共发掘9座，因遭取土破坏，大部分墓葬已不完整。这批土坑墓集中分布在大土堆的北部，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墓圹皆为东西向的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长1.38~3.07米、宽0.44~0.74米、深0.15~0.20米。墓圹中骨殖不存，故葬式不明。随葬品一般放在墓葬的两端或中部，出土有石器、陶器和铜器，但数量不多，每座墓2~6件不等，多为陶器，次为石器，铜器最少。9座墓中，最为完整的有M3、M2两座。其中M3的墓圹作长条形，墓向90°，残长3.07米、宽0.73米、深0.20米。墓室西端放置陶罐、陶簋、铜短剑、石戈形器各1件，东端有石镞1件。M2的墓圹作圆角长方形，墓向60°，长1.38米、宽0.55~0.74米、深0.20米，随葬陶罐3件、陶钵1件、石戈形器1件、石斧1件。

陶器皆出土于墓葬中，共十三件，全为泥质黑陶，手制，经慢轮加工，胎较薄，火候较高，制作精细。纹饰有锥刺纹、刻划纹、叶脉纹、附加堆纹和镂孔。锥刺纹主要饰于器物的肩、颈部，刻划纹、叶脉纹饰于底部，附加堆纹饰于耳部，镂孔饰于圈足。器型有簋、豆、双耳罐、单耳罐和带流罐。其中双耳罐与单耳罐最具特色，大板耳从口沿部连至腹部，束颈，与西北湟水流域的大双耳罐（即安佛拉式罐）在器型上十分接近。石器共十五件。有石斧、石镞、石戈形器与卵石。石器皆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戈形器的内部有交叉绑扎痕迹;卵石全为黑色卵石，每件上都有自然穿孔，出土时都放在陶器内，应是一种装饰品。铜器一件。为一舌形短剑，剑无格，柄部有一穿孔，形制原始。另外还在遗址上采集到两件直内铜戈。

大洋堆遗址中期文化的遗迹是一批器物坑。器物坑共24个（发掘北区12个，发掘南区12个），分布密集，但无一定规律。间距0.05~2米不等，未发现叠压与打破现象。大部分器物坑内放置一大一小两个陶罐，大陶罐的底部被人为全部打掉，小陶罐的口部紧衔大陶罐的尾部，大小陶罐内充满纯净细土，而无其他杂物。陶罐的放置没有一定的方向，器物坑的大小形状和深浅视坑内陶罐的大小而定,一般呈不太规整的椭圆形或梨形。个别器物坑除放置有大陶罐外，还放置有1~4件小形陶器。罐内充满纯净细土，未见其他包含物。根据陶罐放置的方式与数量，可将这批器物坑分为六类。

第一类，坑内斜置一前一后两件陶罐，一般前罐大后罐小，前罐的底部被人为打通，后罐的口部紧衔前罐底部。第二类，坑内放置两组共四件陶罐，每组由一小一大两件陶罐组成，放置方法同第一类。第三类，坑内放置口对口的两件陶罐。第四类，坑内放置上下叠压并垂直交叉的两件陶罐，一罐底部被打通。第五类，坑内并列放置一大一小两件陶罐，两罐底部皆完好。第六类，坑内只放置一件底部完好的陶罐。

在大洋堆遗址的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两座大石墓和两处器物坑。墓室中出土两件陶罐，一件罐中装有人骨。两座器物坑，1号器物坑出土了13件陶器，陶器略呈环形分布。2号器物坑出土了8件陶器，南北两侧各3件，口对口平置坑底，东西两端各1件。坑内出土的陶器有敞口尊、侈口罐、圈足豆、敛口杯等，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器表施有黑色陶衣，纹饰有刻划纹、乳钉纹、戳印纹和少量镂孔。

文化遗存分析

1、大洋堆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

大洋堆早期文化遗存对于安宁河谷而言很明显是一支外来文化，而且它很可能来自西北地区，试析如下：

第一，大洋堆土坑墓的陶器与安宁河谷中的其他早期文化的陶器差别很大，其间没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为泥质黑陶，火候较高，器表都经打磨。而早于它的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的陶器基本属于夹砂褐陶系，两者在陶系上明显不属于一个系列。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的陶器的陶色以褐陶为主，也与大洋堆早期文化陶器的全为黑色有很大差异。

第二，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具有突出的大双板耳风格，时代早于它的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都不见这种风格的器物。其后的大石墓虽然也出土了双板耳陶器，但器耳从口沿连至肩部，与大洋堆土坑墓双板耳器的器耳从口沿连至腹部差别很大。大洋堆土坑墓双板耳器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大双耳器却十分接近，明显地透露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直接。

第三，大洋堆3号土坑墓出土的一件青铜舌形短剑，与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岐山贺家村四及北京的西周早期墓9出土的铜短剑相似，成都十二桥商代晚期遗址也出土过相似的青铜短剑。在大洋堆还采集到两件青铜直内戈，戈的形制与中原地区殷商时期的直内戈完全相同，这几件器物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十分明显，而且还是在安宁河谷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同样分布在安宁河谷，晚于大洋堆早期文化且已进入青铜时代的大石墓中从未发现过这类器物，说明这类青铜器未在安宁河谷留存下来。

第四，大洋堆早期文化遗存分布区域较小。由于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泥质黑陶器特征明显，容易识别，但在安宁河谷内发现的三十余个早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全属夹砂陶系，都与大洋堆土坑墓的陶器差异很大，尚未发现一个与这批土坑墓有联系的遗址，这至少表明这种文化的分布面不会很大。

第五，大洋堆早期文化遗存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明显高于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且与两者没有承袭关系，也与其后的大石墓没有联系。

以上现象反映出这种文化在安宁河谷停留的时间不长，活动范围不大，它们很可能只是一批来自西北且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当地土著文化的匆匆过客。

2、大洋堆遗址的中期文化遗存

大洋堆遗址的中期文化遗存——祭祀遗迹，在安宁河谷也是孤例。大洋堆中期的器物坑在外形上与瓮棺葬有一些相似，而瓮棺葬在仰韶、龙山文化中比较常见，在距安宁河谷不远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也有瓮棺葬发现。大洋堆中期文化遗存与瓮棺葬在外观上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经过发掘时仔细地观察和对罐内充添的细土进行的化验分析，排除了是瓮棺的可能（罐中添土中磷的成分很少，与遗址其他地点土壤的含磷量基本相等）。再结合器物坑附近都有黄土坑的特殊现象，大洋堆中期文化遗存应是一种祭祀遗迹。

祭祀遗址叠压于土坑墓之上，整个地层有明显的人工堆砌痕迹，经分析应是以埋葬土坑墓的沙丘为基础修筑的一座人工土台，祭祀坑开口在土台当时的表面，形制奇特。在安宁河谷尚未发现相同的祭祀遗址和相关的遗址，在整个西南地区也未发现过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存。虽然如此，从其用于祭祀的人工土台与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祭台相似上分析，也隐约透露出它与北方（此处狭义地指安宁河流域的北方）文化的某些联系。大洋堆中期文化遗存与早期文化遗存一样，也是分布点少，文化面貌特殊，可能也是一支过境文化。

3、大洋堆遗址的晚期文化遗存

大洋堆遗址的晚期文化遗存为早期的大石墓，大石墓是羌系民族的文化遗存。大石墓文化在安宁河谷存在的时间近400年，除大批墓葬外，近年还发现了多处大石墓文化的遗址，证明大石墓在战国一西汉时期曾是安宁河谷内的主体文化。根据对安宁河谷大石墓多年的调查与发掘，大石墓的墓室存在着从小到大的演进规律。晚期的大石墓，墓室高大，人可多次入内放置骨殖。所以从墓葬形制、葬式与地层叠压关系分析，大洋堆1号大石墓的墓室结构和2号大石墓的另一种形式的捡骨葬都反映它们是初始阶段的大石墓，这两座墓无论是在墓室结构还是葬式方面都尚未成熟。还有一点需加以说明的是，大洋堆1、2号大石墓及其同地层的两个器物坑中出土的陶器与中、晚期的大石墓中出土的陶器差别较大，表明大石墓的文化内涵在后来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

虽然大洋堆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各自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但三者之间也有一些文化联系。大洋堆中期文化遗存的13号器物坑出土的一件施有黑色陶衣夹砂褐陶双板耳罐，与早期文化遗存土坑墓出土的双板耳陶器风格接近;晚期文化遗存2号大石墓出土的肩部饰以小乳钉的侈口平底罐，与中期文化遗存器物坑出土的肩部有錾状乳钉的侈口罐在形态上也有相似之处，说明这三种文化之间也曾发生过一定的接触和交流。

大洋堆遗址是安宁河流域乃至西南地区都少见的由不同时期的多种文化遗存堆积起来的遗址，对于研究安宁河谷的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洋堆不同的文化堆积反映了安宁河谷古代文化的不同信息，对于研究安宁河谷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为研究安宁河谷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序列提供了一段科学的标尺。安宁河谷内众多的早期遗址的文化堆积一般都较单纯，很少发现由多种文化遗存叠压的遗址。而大洋堆遗址的早中晚三种文化遗存有清晰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根据大洋堆遗址基本可以建立起安宁河谷西周末至战国初这段时期的古代文化年代序列。结合横栏山、礼州两处遗址和大石墓的资料，可以大致建立起安宁河谷从新石器时代到东汉初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初步框架，即：横栏山遗址—礼州遗址一大洋堆早期一大洋堆中期—大石墓。

第二，为安宁河谷早期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线索。大洋堆遗址的三种文化遗存，代表了曾在安宁河谷生存过的三种文化，其中除了大石墓外，中期的祭祀遗迹和早期的土坑墓都是首次发现，它们的发现使安宁河谷的早期文化的面貌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根据大洋堆的材料，加上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的发掘材料，可以确切地证明，在大石墓出现以前，安宁河谷中至少存在过以横栏山遗址、礼州遗址、大洋堆早期遗存、大洋堆中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四种文化。

第三，大洋堆遗址内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文化因素的出现，再一次证明外来文化，特别是来自其北方的文化，不断地影响安宁河谷，是安宁河谷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

第四，发现了早期的大石墓，为了解安宁河谷大石墓的起源及大石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与早期大石墓同一地层的器物坑的发现也丰富了大石墓文化的内容，对全面解读大石墓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发现了安宁河谷最早的青铜器，为了解安宁河谷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199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大洋堆遗址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大洋堆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洋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区西南部的经久乡合营村。

乘坐西昌市内公共交通西昌101路合营市场站下车，步行890米后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