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最早是在1952年发掘滕县岗上村遗址，以及1952和1953年发掘江苏新沂花厅墓地发现的，但对其文化性质曾长期认作为龙山文化。直至1962、1963年发掘曲阜西夏侯遗址发现了其早于龙山文化的层位关系之后，才于1964年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沙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有堆纹和篮纹。

三足器和圆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罐形器、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鬹、袋足鬹、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

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少见。（图册资料来源于）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的数量较少。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轮修技术已普遍使用。纹饰有弦纹、划纹、乳丁纹、绳索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以及指甲纹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类型相似，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中期以夹砂红陶的数量最多，次为泥质黑陶和灰陶，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的数量最少。

中期的陶系和早期的区别是泥质红陶数量的减少和泥质黑陶、泥质灰陶数量的增多。中期还出现了一些火候较高锦儿质地较为细密的灰白陶。

陶器的制作手法主要以手制为主，轮修比较普遍，一些小型的器物已经开始轮制。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器形表面磨光。发现有繁缛的编织纹图案。有少量的彩陶。晚期的制陶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轮制技术已用来生产大件陶器。

烧窖技术有了改进，烧制出额薄胎磨光黑陶，胎厚仅1—2毫米。通过提高窖温，烧出薄胎、质硬、色泽美的白陶、黄陶和粉色陶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次为黑陶和白陶。出现了大宽肩壶、瓶等新型器形。中期已经出现的仿兽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创新。彩陶到晚期减少，但仍有纹样复杂的多色陶器。

大汶口文化发现的建筑遗迹不多，属于早期的仅有几处残迹，不得窥其整体结构。中期建筑遗存，在呈子遗址发现一座20平方米许的方形地面房基，门向南，平地挖槽筑基，槽内竖柱，填土后锤打。室内的4个柱洞里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紧密坚实。

大墩子墓中出土3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和圆形两种，都作攒尖顶。有的有门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轮廓线，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体形象。晚期建筑，在三里河遗址发现4座房基。一座保存较好，平面椭圆形，亦为挖槽筑基，室内有1米多深的圆形窖穴，内有朽粟，发掘者认为是座库房。

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的较多。早期文化遗存墓葬头主要朝向为东，也有朝向北的。葬制以单人葬为主，也有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为主。多人二次合葬墓的人骨排列的十分整齐。早期墓葬在后期随葬品出现多寡不一的现象，并且表现的比较显著，多者达四五十件，寡者一件都没有。随葬生产工具的情况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用狗殉葬的多为男性。

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还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随葬，同时还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15—20岁之间。

中期文化遗存墓葬头大多朝东或朝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种。其中以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减少。

中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大多都为两男性合葬。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

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该期的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个别一对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头向一般朝向东，胶东半岛的部分的确则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边上。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三分之一以上有猪骨随葬。1956年，在泰安大汶口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有43座墓出土了96个猪头，最多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14个猪头。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

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类增多，出现了实足鬹、背壶、簋形器等。

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随葬有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这类细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问世准备了条件。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晚期这类发现增多，反映出工艺技术的纯熟和制陶业的兴旺发达。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窑甚少。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

大汶口文化先民们饲养的最主要的两种家畜就是猪和狗。

中期以后，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

早期墓中出土有精致的小件骨雕品，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趋于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

据已有资料显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刻文，可以认为它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中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今为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与宁阳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有3种不同看法：

一、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二、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产生的初级阶段。

三、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汶口文化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但在早期的后一阶段，母系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大汶口文化中期则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中期时财富的私有和贫富之间的分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力水平较中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之前所确立的父权制，这时已经逐渐没落，氏族制度也走向了崩溃。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基本上只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其南界不过黄河，向北到达鲁北地区，西界在运河两侧，东至黄海。但胶东半岛地区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

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分布范围南、北两界无大变化，但有迹象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开始了向西扩展的趋势。此时，学界对胶东半岛同时期的遗存性质的看法仍有分歧，但居主流的意见认为，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胶东半岛的文化已“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不同类型”。

在皖北、豫东普遍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在淮阳平粮台、鹿邑栾台、蒙城尉迟寺等都发掘出明确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底层堆积。也就是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了淮阳一带。

至于豫中地区和辽东半岛南部地区，虽然发现了不少包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甚至是个别大汶口墓葬的遗存，但在整体上并未改变当地的文化性质，因此，这些地区不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只可以说是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所及地区。由已发掘的遗迹可以发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

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有个人学者根据已有的资料将大汶口文化视为初级奴隶社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