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是阿耐创作的长篇小说，2009年1月1日首次出版发行。

宋运辉天资聪颖，却出身不好，一直倍受歧视，但是他把握住了1978年恢复高考的机会，抓住机遇，勤学苦干，当上了国企的技术人员，一步步晋升，但也在新时代的变革中逐渐迷失；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出身贫寒、属于苗正根红的“大老粗”，行动力十足。在乡村改革的浪潮中带领村民紧跟政策，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眼界不够开阔，最终绊倒在新事物脚下。个体户杨巡是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在翻滚向前的时代中，他手忙脚乱抓住过商机，也踩踏过陷阱，生意场上几经波折，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产业。

该书超过150万字，跨越数十个年份，主要人物也有七八个，阿耐之所以创作该长篇小说，是因为这是她最得心应手的时代，那个时代属于她的年轻时代。阿耐表示，人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变为异彩纷呈，大约最醒目的记忆便在好奇而勇敢地认识这个世界，并无预设立场地定型世界观的时期。人生的第一次思考和逐渐成熟的思维，都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初进社会，令一个年轻人有充分的视野，从底层看足这个有趣的社会，给记忆留下最丰富最有层次的内容。在经历世事，逐渐沉淀、回顾、反思，能调动一个上老下小的人到中年者的笔写下长篇累牍，只有对年轻时代回忆的冲动。

阿耐认为自己有幸生活、成长在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 创作《大江东去》的过程也是她自己梳理、反思、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成就感是她对世界认识的提升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也更宽容。

参考资料

宋运辉

他天资聪颖，却出身不好，受尽歧视，但是把握住了1978年恢复高考的机会，上大学、包分配、下基层，成为一名国企技术人员。变革的浪潮中，早熟刻苦的宋运辉醉心钻研技术改革，竭力远离一切权势纷争，一步步的晋升让他拥有了年少时丝毫不敢奢求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带给了他新的苦恼和迷茫。

雷东宝

他是集体经济的代表，也是一名退伍军人。雷东宝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卡里斯玛型的新人：他五大三粗、性格暴躁、武断专横，但同时也具备超凡脱俗的品质，作为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他仗义疏财、知人善用、远见卓识。这种性格优缺点的对比使得雷东宝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饱满，他既是雷厉风行的村干部，也是改革浪潮里敢拼敢闯的农民创业者。

杨巡

他是新时期个体户的典型代表，文化程度不高的他白手起家，从做小杨馒头一路做到杨总，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企业。他性格乐观、坚忍不拔，既是家里的长兄孝子，又是创业创新的个体户。

《大江东去》贯彻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首先是“史诗性”的叙述复苏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尊严，塑造了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改革开放的历史浩荡起伏，充斥着兴奋与希望，也夹杂着茫然和不知所措。小说以三个人物的奋斗史忠实地再现了经济改革历程。宋运辉从小顶着“黑五类”的身份，忍受着同龄人的欺侮与疏离，他抓住高考恢复的机遇，读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金州化工厂，目睹了水书记和费厂长内斗，满腔抱负的他扎根基层，醉心技术钻研，然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倾轧迫使他妥协外逃，来到东海成为一方诸侯，他也在逐年的历练中蜕变成了典型的官僚。宋运辉理想高迥，对改革开放的走向有着难以企及的前瞻，但现实泥泞，让他一步步迈得艰辛。这其实无异于改革开放恢宏历史的“寓言”：在时间的“汹涌洪流”中，一个国家如何凭借民族的智慧和勇力破浪前行。雷东宝和杨巡更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他们或缺乏知识，或家境贫寒，凭借过于常人的“霸蛮”和机灵闯出了一番天地，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阿耐有着勾勒宏大格局的野心，高扬激壮的精神状态和理想情操成了小说的主要格调。

作者有着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意图，他洞察了生活的形式，并要为这形式找到合理的依据。陈晓明说过，现实主义作品“它不要背后的真相，它的真相就在事实性里。这一点恰好能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情结。阿耐揭示了发展之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人们既面临着具体的生存压力，也有着不为人道的精神难题。雷东宝重情重义，有担当，负责任，可对宋运萍炽热的爱终究没敌过男人动物性的本能，他与韦春红的结合是第一次对誓言的背叛，当知晓韦春红不能生育之后，出轨冯欣欣则在生命繁衍的伦理逻辑外构成第二次背叛，可他对韦春红的依恋，将儿子几以“交易买卖”的形式从冯欣欣手中夺走又伤害了第三个女人。他以悍然无畏的姿态建功立业，赢得众人尊重，但他在感情中的懦弱无为让他永久地背负着道德的枷锁。阿耐将雷东宝的复杂性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又怜又恨。小说中还三番五次提到发展、污染和治理的关系，小说结尾，宋运辉一家重走当年他出村的小路，宋引询问父亲为什么发展要破坏自然环境，就像是一个神秘不可言的“循环”，此情节不光是人物本身对发展的反思，更蕴隐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与疑问。

《大江东去》编年体的结构体例齐整规范了叙事口吻，它不允许挑衅、冒犯、梦幻和颠倒，记忆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它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斗榫合缝地将故事说得圆融。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是职业性的要求，所追求的是“复印”效果，是形式和记录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大江东去》首先是部经济史，其次再是一部讲述经济史的小说，这个顺序不可置换。《大江东去》的职业性还体现在四个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四个主要角色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体现着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分别对应着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四种形式。他们固守着作者赋予的身份，没有表现出尽可能的复杂性和越界欲望，他们仿佛是为了阐明四种经济形式概念和流变而存在，凸显的是作者职业性的写作认知。知识性方面，《大江东去》里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堆砌，学术概念的分析甄别，以及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出来的文件政策内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当这些知识渗入故事肌理，参与人物性格塑造，化为具有象征和隐喻的符号代码时就能深拓作品的意蕴和境界。宋运辉多次以国内政策调整后的发展大势写信告诫远在海外的梁思申要脚踏实地，问题应当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就显得真实可信。当知识脱离了具体的情景和人物关系，就容易流于单纯的历史陈述和知识炫示，《大江东去》充斥着大篇幅拗口的逻辑推衍，使本就卷帙浩繁的小说显得琐碎冗长，有时简直令人恹恹欲睡，更是造成了情节转折的生硬和人物的“扁平化”。

所获荣誉

2009年，《大江东去》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的网络小说。

2019年，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改编剧集

201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播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在所接触的课本和报道里面，都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百分比增长了多少，然后翻了几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类的东西。所有人去用数字衡量得失的时候，就没有去量化个人命运沉浮，个人命运的流离。这本书的作者在计算一个人，一类人，一代人和几代人的无奈。去计算他们的艰辛，去计算他们的不堪。（作家蒋方舟评）

阿耐把改革写了，把开放也写了。她写了经济，还写了政治，写了官场，还写情场。这个场景是长镜头，真正要高瞻远瞩，胸怀远大。她写的不同体制的代表人物，是鲜活和真实的，是带着激情和感情的，里面有感觉和温度的，不是凭想象。（文学评论家白烨评）

本书特别擅长对经济活动的描写，而且语言精准、紧凑干净。看了很多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结的作品，都缺这个东西，因为作者本身对经济不熟悉，但《大江东去》不同，作者很懂经济生活。这本书里提供了很多经济生活的细节。（文学评论家雷达评）

阿耐，1960年代生人，学习机械出身的工科生。1990年代初弃政入商，经商数年，为宁波市江东区一家企业的高管。2003年起，以多年商场经历和个人感悟为蓝本开始创作，已经出版《食荤者》《不得往生》《回家》《大江东去》《欢乐颂》《最后的狐狸精》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