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是西汉中期戴德编著的礼制著作。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

《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其余的四十六篇，即第一篇至第三十八篇、第四十三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至迟在唐代已亡佚。尽管如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仍不可低估。其中多数篇章记述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派的言论，是研究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资料。

《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公符》等篇，记录诸侯礼制，可补《仪礼》之阙。《五帝德》、《帝系》两篇载上古帝王世系，司马迁据以撰成《五帝本纪》，是探索史前史奥秘的珍贵文献。更有《夏小正》一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篇中被学者称作“经”的文字，据说传自夏代，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星宿、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史、气象史、农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戴礼记》当初和《小戴礼记》(即《礼记》)并行而传。但《小戴礼记》因得着郑玄作注而在唐代列为“经书”；《大戴礼记》却从此长期被冷落，多赖北周学者卢辩的注释得以流传。至清代，《大戴礼记》方日益受到重视，陆续有学者进行整理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

《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大戴礼记》共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年—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年—200年）《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