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城西南，在南明山与石城山之间的山谷之中。寺内有大弥勒佛石像，寺外有隐鹤洞、锯开岩、濯缨亭、俊貌石、石棋坪、放生池及一些摩崖石刻等胜景。

大乘寺为二十八寺中北七寺之新藏寺。据史载：此地前临仙湖，后枕西湖，绿水澄清。至宋代日渐荒废。元代(1271-1368年)再建殿宇，各曰福田庵。明代扩建为龙藏寺，其规模南控南南城脚(合之北京路丽都酒家附近)，北枕拱北楼(北京路兴西湖路口交界处)，山门朝西，直通龙藏街(龙藏街由此得名)。

明末被当局改建为巡按御史公署。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粤，史称“两王八粤”，合围穗城，攻战持续十个月，公署毁于兵焚。

康熙二年(1663年)春，尚可喜自捐王俸重建佛寺，并亲自董理；翌年冬竣工；主要建筑每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两侧建廊庑、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库房、僧舍、客堂。殿宇布局及制式，悉仿京师官寺。

大雄宝殿坐北向南，面阔七间，深进五间，面积1200平方米，殿高18米，“庄严雄壮，观者声为！”大殿正中供奉黄铜精铸的三世佛像，各高六米，重十吨，为岭南之冠，故名大乘寺。

“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日”，由“平南王尚可喜薰沐耳拜题”的《鼎建大乘寺记》石碑，至今仍保存在大雄宝殿前面左侧。另有《鼎建大乘寺题名碑》兀立于大殿右侧。

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初一，尚可喜三子尚之隆晋秩额驸(满族语，即驸马)後，偕固伦公主不定期粤省亲，聘请班禅喇嘛及四十名喇嘛同来广东，驻锡大乘寺，大修四十九天“无遮胜会”。

据传，尚可喜到了晚年，往往预感有“不祥之兆”。如何偿还屠城罪业，告慰无辜冤魂?谋士金澄献策“逃禅避祸”。于是决意皈依三宝，广招沙弥，盛开法会，大乘寺呈现兴旺景象。山门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即出自其谋士金澄之手。康熙十二年(1673年)双目失明的尚可喜离开大乘寺回辽东养老。大乘寺兴旺景象也随之回落。康熙中叶，行脚僧自乐禅师云游到此，目睹大乘寺殿宇庄严，金身雄伟，却无高僧大德驻锡，于是亲自到海幢寺诚请正目禅师兼任大乘寺住持。从此海幢、大佛两寺僧众过往甚密、亲如兄弟，大乘寺也渐趋兴旺。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十一日，世宗皇帝向中国颁布谕旨，整顿僧伽。广州知府刘庶选大乘寺作为宣谕之所，并于殿前建宣谕亭。同时在大殿两侧增建韦驮殿、伽蓝殿及僧舍，在寺院外街建东西两座门楼——东标“佛境”，西榜“禅林”。此时寺院范围扩大为开山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兴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长寿寺(在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广府五大丛林。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收缴菸土菸枪总局”设在大乘寺内。

咸丰年间(1851一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粤府占用大乘寺西边的大部分僧舍设立善後局，僧人纷纷离寺，仅剩三人看管寺门。民国初年，当局占用殿宇设立广州市政公所。民国十年(1921年)，广府五大丛林寺僧及知名居士鉴于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功利之说甚盛，道德之基益摇，联名发起在大乘寺组织广州佛教阅经社，以佛教文化及教义影响社会、净化人心。此举深得孙中山大总统嘉许，亲笔书赠“阐扬三密”四字大匾（墨迹尚存，现已复制展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当局以筹集北伐军饷和市政府建设为名，将大乘寺全部房地产标价拍卖。寺僧闻讯，非常震惊，住持敬胜法师率领僧众三十多人到省府请愿。

省长陈策微服暗访大乘寺，得悉大乘寺的历史与化艺术的保留价值，遂取消拍卖全寺之意，保留部分殿宇，延续佛事活动。寺僧艰苦努力，募集资金，赎回部分房地产，计有大雄宝殿、毗卢殿、禅堂、祖堂、库房、方丈室、客堂、僧舍、斋堂等六千多平方米建筑物，仍不失为丛林格局。

1926年3月26曰，“中山舰事件”后，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设在大乘寺祖堂及部分僧舍中举行高级政治训练班，吸收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入班学习，培养高级政治干部，由周恩来任班主任。学员结业后，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军、第六军中任职。

大乘寺位于新昌“千仞壁立，嵯峨怪石，环布如城”的石城山。大乘寺建寺历史悠久，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曾是中国佛学研究和传播中心之一。新昌大乘寺创建于东晋永和初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据《高僧传》记载，公元345年，高僧昙光为领略浙东的奇山异水，尤其受当时杰出的高僧竺道潜和支遁归隐浙东的影响，慕名来到石城山。昙光栖于石室，草建“隐岳寺”，这就有了新昌大乘寺的开始。

大乘寺作为石窟艺术造像在外很有名气，但大乘寺在佛学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历史贡献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人们在重新认识新昌与新昌大乘寺在宗教界地位时，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高僧竺道潜与支遁，竺、支二人在当时的佛教界已经很有名气，由于他们在浙东新昌一带定居后，又有东晋十八高僧中的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等相继到来，因此又吸引了当时的大批名流来此共同探讨佛教，于法兰还在大乘寺的山门外建造“千佛院”的前身“元化寺”。

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探讨的结果表明，昙光到新昌石城时，佛教传入中国不过150年，由于多位高僧在此研究与传播佛法，使当时的新昌大乘寺俨然成了中国的佛教研究基地，并由此在浙东一带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众多高僧与名士在新昌的活动将中国的佛教学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传播与渗透，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佛教界将新昌大乘寺作为佛教圣地的最主要理由。

大乘寺的辉煌历史与在佛学发展中的地位，旅游者可以通过专门书籍与导游人员的口述中获知，而大乘寺的造像艺术，建筑与环境的和谐是任何文字与语言难以完全表述的，只有当你身临其境时，才能体会其中之奥妙。大佛宝像坐落在石城山仙髻岩的一穴石窟之内，石窟之外有建筑宏伟的大雄宝殿。

殿外流水淙淙，殿内香雾缭绕，是大乘寺的核心区域。不管出自何种目的造访大佛金身，不管你有无最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要一跨入大殿之门，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震慑。宝像庄严，慈眉善目，甚至于微笑着凝视每个“凡夫俗子”，但谁也避免不了这种感受。大佛造像座高2米，身高13.74米，头部高4.8米，耳长2.8米，鼻长1.48米。整个造像比例协调，充分考虑了人们观赏的视角，被学界称之为“江南第一大佛”。放生池在大乘寺外山门内。大乘寺的放生池非但是一般佛教寺庙中的固有建筑，在新昌大乘寺更有平添景色的妙用。不管是香客还是游客，一进入外山门，就会被两处清澈的水池所吸引，水面映照着两面青山、四面绿树，佛门净地的感觉油然而生。放生池南面岩壁“南无阿弥陀佛”为弘一法师手迹，“放生池”三字为钱思廉所书。

智者大师纪念塔建在两放生池间的山坡上，为纪念智者大师智顗而建。智顗为隋唐间中国佛教大家天台宗的创始人，隋开皇十七年（597年），应晋王杨广之请，自天台赴扬州，途经石城寺。因病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圆寂于此，后移葬天台山塔头寺，在圆寂处建有衣钵纪念塔。因天台宗在日本流传甚广，新昌大乘寺也就成了日本游客经常观瞻朝拜之地。

新昌大乘寺锯解岩，俗称锯开岩，在山门外公路右侧，是一块高4米多的巨石，稍加留意即能看到。此岩中间有一缝，如刀劈一般，相传是两位仙人用稻草绳锯开，以启示开凿大佛之人能锲而不舍，游客可以看到放生池旁的木化石，和景区内木化石园中陈列的同出一个地方，即新昌镜岭镇的安溪村。木化石园是近几年新昌旅游管理部门为游客参观方便，从安溪村移放至此，具有研究地质变化的科学价值。生成于1.5亿年前的木化石，或高或低，或粗或细，起落有致地安排在景区之内，为大乘寺增加了历史和科学的氛围。

般若谷是利用石城山一处山谷的采石场建筑而成，设计者利用遗址的地势，巧妙地安排了佛教发展历史展示。以流动的瀑布形式增加大乘寺境内的动感，以佛的世界强调大乘寺佛教文化的气氛。大乘寺已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但非常有序地散建在不大的山谷之中，如果没有景区入口处大佛城的渲染，紧邻繁华闹市的大乘寺，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繁华与宁静，巨大与微小均被巧妙地统一在石城山的山谷之中，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兼胜，这可能就是大乘寺始终保持香火旺盛的秘笈所在。

游览大乘寺如得宽余，建议围绕大乘寺上四周山顶略作观赏，那是一种与穿梭在庙宇之间、沉浸在佛教氛围中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不仅往下可以见到红、黄、黑等不同颜色组成的飞檐翘角建筑若隐若现，通道围墙迂回曲折，池水似镜倒映着披绿的青山层次丰富，而且你所在的山野，到处是古树野花。尤其在秋日，枫叶飞红，野菊吐黄，一派秋日春光。

大乘寺南汉王刘龚好佛，为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在羊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建七座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随着岁月流逝，二十八寺绝大部分已沦为市尘，或变为民居.惟有地处现广州市区中心繁华地带的大乘寺巍然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