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地，屠格涅夫于1877年在停笔十年之后又创作了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运动为背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的破灭和他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又一代青年的思想历程。

要理解这部小说，首先得先理解什么是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是一个既广且杂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只好简而言之：在当时的俄国，民粹主义是农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一种变种。

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系列民粹主义者的形象，他们纷纷响应“到民间去”的号召，为此抛弃了过去的生活，抛弃既得利益，改变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宁愿去受苦，去坐牢，甚至“上断头台”也在所不惜。应该说，他们的热血，他们对人民真挚的爱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而已，他们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以满腔的热血，为了乌托邦而奋斗，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这种理想主义的悲剧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发生，朱自清、切格瓦拉，以及千千万万为乌托邦献身的理想主义者无不如此。

小说的主人公涅日丹诺夫就是这千千万万理想主义者之中的一员。他是某公爵的私生子，所幸的是，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出于生计考虑，涅日丹诺夫受雇与大官僚西皮亚金，担任他儿子的补习教员，在西皮亚金家，涅日丹诺夫遇上了和他抱有同样思想的，纯洁的姑娘，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两人怀着对“共同事业”（即发动农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最终建立乌托邦）浪漫的幻想而私奔，私奔后，两人投入到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中。然而现实并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浪漫，涅日丹诺夫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进而怀疑“共同事业”，最后，他发现自己并不相信“共同事业”。于是他的理想破灭了，便在被捕前开枪自杀。

这部小说秉承了屠格涅夫一贯的写实主义传统，不虚美，不掩恶。他在对革命者抱于深深同情的同时，并没有掩盖他们身上的缺点。主人公涅日丹诺夫是个矛盾的结合体，他热爱“共同事业”，却又怀疑“共同事业”。在自己人眼里，他是俄国的哈姆莱特；在敌人眼里，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赤色分子和虚无主义者。他写诗，却又憎恨自己写诗。他明明深深爱着玛丽安娜，却又怀疑自己是否爱玛丽安娜。女主人公玛丽安娜以一颗少女纯洁的心灵热爱着“共同事业”，甘愿为此“上断头台”，但她的爱却是盲目的，她甚至不知道“共同事业”是什么，他所热爱的，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她脑海中对高尚的理解所化成的幻影。还有马尔克洛夫，他勇猛无比，却蛮干，甚至愚蠢。至于帕克林，他不仅愚蠢，而且怯懦。而这一系列革命者的形象，正是当时的现实，革命者是人，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机器，更不是神。

如果说屠格涅夫对这些革命者的态度，是同情中夹着讽刺，讽刺中带有同情的话，那么他对这些革命者中的一个——索洛明的评价，无疑是他自己对革命看法的一个缩影。在《父与子》中，身为自由主义西欧派的屠格涅夫就一直试图充当虚无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在《处女地》中也不例外。涅日丹诺夫们把巴扎罗夫的思想化作了实践，应该说，他们比巴扎罗夫走得更远。而屠格涅夫，也试图通过塑造索洛明这一形象，再次表达他对革命的看法。索洛明和涅日丹诺夫一样，并不相信“共同事业”。但是他“选了一条路去城里，却不问自己：究竟有没有这座城？他只管走自己的路，不停地走”。他冷静、沉稳、干练、敏锐、善于思考、荣辱不惊、不卑不亢，具有青年一代所应该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在政治上，比起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的激进来，索洛明更象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并不期待着革命的到来，更不会去发动革命。但是他却比任何人都深刻地理解老百姓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良，他改良自己管理的工厂，给工人们增加一定的福利措施。和涅日丹诺夫等人悲剧的结局相比，索洛明的结局却是喜剧的，他不仅得到了爱情，而且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按照“某种劳动组合”关系开办了一家工厂。通过索洛明这一形象，可以折射出屠格涅夫本人的一些政治观点，即同情革命者，却反对暴力革命，期望通过改良完成社会进步。

在创作手法上，屠格涅夫力求出新。的确，《处女地》读起来的感觉，和《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大不相同。一方面，作家使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用于衬托当时人物的心情，另一方面，他又使用了很多心里分析和内心独白，使作品读起来不象上述四部，不象过去的屠格涅夫，也不象过去的屠格涅夫那样充满诗意。尽管如此，《处女地》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形象是超越时空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悲剧。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